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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外张五茶馆曲艺票房 王德智 　　一九六四年全国现代戏观摩汇演后，逐步波及到各个艺术团体，从此任何艺术品种都要上演以现代题材为主的新作品。说传统评书或长篇鼓书的演员们一时难以创作出艺术性较强的新作，致使当时朝阳门外一些只靠听书人卖座的书茶馆生意萧条。 　　 这时的书茶馆基本上都已参加街道地区的集体组织，但还属民营公助性质，地区负责人针对这种现象，决定组织曲艺票房，丰富演出节目，以减少专业演员的开支。 在朝阳区文化馆工作的地区文化主管干部汤立贤同志，曾经到处去找能演新作品的曲艺票友，但是在旧八角鼓票房中很难找到一两位。我在朝阳区的文艺汇演中曾多次获奖，所演的相声、快板都是新的现代作品。汤立贤同志对我印象很深，于是便找我商量办票房的事。结果双方商议演出时不称八角鼓票房或曲艺票房，只用“朝阳区农民曲艺队”的旗号，由我邀请观音堂小海子村、南官庄等地的农民八角鼓票友在朝阳门外神路街西北大院路北“凤子茶馆”开排演出。定为每星期四晚上六点到十点钟活动，票友们的路费由茶馆报销，每人大约两毛钱。不需付弦师伴奏费用，弹弦子的弦师还要自带乐器。 　　 由于开排当天演出的节目新颖，观众拥挤不堪，影响了活动，第二排改在路南一所房间宽敞的“张五茶馆”活动。这时我把我们本村的张玉林大叔（高级钟表技师、北京工人曲艺家）请来做顾问，他将北京工人文化宫曲艺队的几位业余演员请来活动，使得弹、唱、说等各个行当的节目都很丰富。 这所茶馆是五间瓦顶倒座南房青砖墁地，十几张油桌和几十条板凳，全场能够容纳七十多人。入场者只付五分钱门票，自带茶叶再加五分，不带茶叶加一毛钱。平时这里的评书只是听书就要三毛钱，茶馆还要与演员分成，新书又无艺术欣赏性，所以很不上座。当时宋湘臣、李鑫泉等专业说书演员都因不上座先后到别处去了，即便是有名的评书艺术家陈荣启说的《敌后武功队》，有时甚至也只上一位老书座。 　　 而我们的“农民曲艺队”从演员阵容到新创作节目都是脍炙人口的，主要是和观众的欣赏层次有关系，因为来茶馆听书的老观众都是当地贫苦居民，卖力气吃饭的人居多，他们对我们演的直接取材于身边生活的“皮薄”作品很感亲切。 经常上演的节目有张玉林的单弦《双窝车》，魏鸿仁的单弦《巧相逢》（反应厨师生活的），高俊的串铃数子《天安门前大过会》（根据传统新编），周秀英的单弦《捞孩子》，李慧茹的单弦《地下苍松》，周秀萍的乐亭大鼓《小两口拣棉花》，刘顺玉的山东快书《铁道游击队》，齐立亚、李文山的对口相声《新地理图》，薛世瑞的相声《黑斑病》（反应农村生活的），范淑慧和我的对口相声《办喜事》、《新八扇屏》，万本堂的快板《万盏红灯》，我和金维林的对口快板《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我自编自演的快板《红色保管员》等。为我们伴奏的是北京工人文化宫曲艺队的田鸿儒、小吴（想不起名字）和观音堂小海子村的八角鼓老票友康旺先生。康旺老先生是我们曲艺队最老的成员之一，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每次过排活动他自己扛着弦子前来，几乎每场必到。有时赶不上公共汽车，就走十几里路回家。我们的演出效果非常强烈，有些观众来晚了没有找到座位就在门外趴在窗台上往里看。 该茶馆的掌柜姓郭，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就有六十多岁了，带着两个伙计干活。 　　 由于当时社会气候紧张有些艺术家很不得第，当时的相声名家王世臣先生正在挨整。他时常到茶馆来聊天，我们的成员之一颜兆新已和王先生说好合演对口相声《女队长》。恰巧当日文化馆派文化干部视察，主管领导问还有什么节目，我说有曲艺团的王世臣先生和票友颜兆新的相声。他们一听，马上遣责了我。于是我也不敢向王先生讲领导不许演出，只好敷衍说：“已经够场没有时间了，改日再演吧。”结果弄得王先生不悦而归，我也不好过多的解释，这件事也弄得我几十年难忘。 　　 一九六五年年底，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京城各个茶馆纷纷关闭，我们“朝阳区农民曲艺队”也停止了长期在张五茶馆的过排活动。听说那位郭掌柜因为曾让一些零散艺人营业演出，上演了一批传统节目，不幸被揪出游斗甚是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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