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王万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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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恩师王万芳先生
刘富权
　　我的老师王万芳先生久别于世三十多年，在我的脑海里对他还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我今天能弹唱单弦八角鼓，在近五十年的业余弹唱中虽略有小成，都皆为先师所赐，想起来对老师就更加怀念。

　　王老师的具体家庭状况不详，并不是出身於曲艺世家，但是穷苦出身不会错。从十几岁就拜王德纯为师，学习唱曲和伴奏。据我多方查证，老先生是一八九三年十月生人，具体哪日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为人梗直，从来不让弟子们送礼拜寿，所以我们这些徒弟没有一个知道的。先生约在民国初年学艺已成。当时拜师学艺就是为养家糊口，出师也就随师流落江湖了，终日以弹唱为生。那时候的艺人，大家都知道，在社会上属于下九流范围，无非是沿街卖唱（如王秀卿、翟少平等），好一点的串串八大胡同，稍有名气再走走堂会什么的，因而老先生除了单弦、京韵、梅花大鼓的功底很深以外，时调小曲知道的特别多，弹奏也特别好。这是穆海亭亲自跟我说的，因海亭也跟他学过。在三时年代初期，王老师的机会来了。不知在什么情况下，得到永茂堂的女主人永三奶奶的赏识，成为永茂堂的坐上客。永三奶奶就是大名鼎鼎的良桂芬，她是良小楼的养母，是关贞奎的继母。永茂堂是关贞奎的父亲永三爷拴的拢子，相当于现在专业曲艺演出团体。虽然是永三爷的拢子，但一切事物都由永三奶奶掌管，实际上她就是班主。

　　从此王老师吃、穿、住、行、用、皆不用愁，不仅如此，而且还大有平步青云之势。在这几年中他亲手培养出了一位很有名气的女演员良小楼，实际上永三奶奶收养了四个姑娘，两个未成功，一个练成了不幸夭亡。良小楼当时能与刘宝全打对台，这与老师的悉心教练，打下扎实基础是分不开的。永三爷的儿子关贞奎也是由王老师教出来的。由于有了永茂堂这块阵地，逐渐的王老师在曲艺圈里展露锋芒，有很多年轻艺人向他切磋学习，而且对他特别尊敬，如白凤岩他们哥几个（管他叫舅舅）陈少武等都向他学习过。后来他曾给单弦名家常澍田、金小山等先生弹弦伴奏，因而大大地充实丰富和提高了艺术，成为彼时著名的弦师之一。

　　解放初期不知怎么个过程，王老先生进了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群众艺术馆（头衔是研究员），从一个旧社会的老艺人成为一位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从此开辟了他新的生活。在革命大学里杜澎（著名话剧演员）认识了王老师，向王老学习单弦。一位好写好学，一位思想开朗、诲人不倦，王老与这位年轻人非常投缘，因此杜澎师兄成为写唱新曲艺“单弦”的先趋者之一。在不长的时间内，杜澎写出了单弦《四支枪》（已灌唱片）、《城乡乐》、《劳动爱情拆不散》和《反浪费》，我就是在一九五四年北京市职工汇演时唱的《反浪费》获得汇演二等奖。

　　我是一九五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老师相识的。那是朝阳区委宣传部艾丁同志让我跟据宣传材料写一段唱词，于是我写了一段新单弦《一贯害人道》，又由我来演唱但是无办伴奏。朝阳区委开了介绍信让我到市群艺馆找王先生伴奏，老先生因工作很忙恐怕连续演出接受不了，但是可以辅导我演唱并且为我介绍了魏鹤风（外号叫魏老虎）给伴奏，胜利的完成了宣传任务。从此我便与王老师相识，这次宣传演出对我爱单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自幼九岁时便受家庭的影响就曾练过弹唱，后来由于生活环境关系一直放下了，这一时期我接连不断地去群艺馆求教。当时王老先生又是孤身一人，吃住都在馆内，我离他也很近，我和师父有很多业余时间，我爱学，他爱教，爷俩的感情越来越深，已到来往密切吃喝不分。转过年来市公会工人文化宫成立曲艺队，由中央广播说唱团老师辅导，也是他给报名让我去的。由此我又得以认识了胡宝均、赵玉明、马增蕙、马长青等老师。在众多老师和王老的细心辅导下，我的演唱艺术水平也在飞速地前进。

　　一九五七年师父曾接受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的教学任务，离开了北京市群众艺术馆，一九五九年初完成了支援两年的任务，胜利地回到了北京。回京不久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要结婚（时年正好六十六岁），二是调到曲艺团当艺术顾问。我听了非常高兴，于是约了李喆（李建枢的父亲）到市群艺馆礼堂参加了师父的婚礼，至此这位孤寡老人才算有了家。师父是让老太太当女婿招过来的，住在朝内南小街新鲜胡同二十八号。住处是后院特别明亮地带挑檐出厦的四间大瓦房，屋内摆设比较讲究应有尽有，一律是老式的红木桌椅、架几案以及自鸣钟等。据说老太太丈夫早就死了，家是满清的官宦人家出身，她是带儿孙嫁给了先生的所以生活比较富裕，可以说师父晚年的幸福生活，都是沾了老太太的光。以后我们才了解到他们老二位早就相识，只是在旧社会的封建时代下不能生活在一起。

　　师父调北京曲艺团不久，北曲就创办学员班。这是北曲首界办班，也是招生最多的一次，如马静宜、李惠英、郭菊萍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师父受聘为伴奏主教老师，学伴奏的有四名学员，有孙鸿宴、马增祥（即今：马岐）、沈直正、陈天锡等，孙、马一直在北曲弹奏，后二人一是去了中国杂技团乐队，一是改行当了车工，现已退休。一九六零年王老先生又有两件喜事。那是上半年的某天，我刚一进屋，师娘就跟有说，你还不给师父道喜，我惊讶地问什么事？原来昨天局党委已批准师父为共产党员。我听了确实高兴，因为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入党是很难的，特别是文艺界的老艺人，除了陕北说书的韩起祥、从解放区过来唱京剧的李和曾以外，一般的老艺人没有几位能入党的，况且老师已经年近古稀了。老先生能成为党员我们都很高兴，这说明他的人品、道德、艺术是够先进的。当时老太太买了酒菜（老是这样不让我花钱），我们几口大吃了一顿，以表示对老师入党的祝贺。

　　另一件喜事是我和李喆、包会申、胡燕堂等四人，於下半年九月二十日，在前外杨梅竹斜街京、评、曲艺联合会礼堂，举行了拜师仪式。其实此事早在一年前就商定了，这还得念师娘的好处，是她提出来让我来组织的，师父并没有提过。当日来宾都是师父请的，同时师父还约法三章。一、不许焚香叩拜。二、不许大吃大喝（正是三年灾害困难时期）。三、不许互赠礼品（体会学生们的经济困难）。当天来的人我们都记不清了，从现存照片来看，有金小山、王文瑞、谭家哥俩（谭伯儒、谭凤元）、白家哥俩（白凤岩、白凤鸣）、庞二爷（庞玉山）等老先生，政府官员只有文化局艺术处的万处长，后两排只看清有许多、周荣林和孙鸿宴、马岐、沈直正、陈天锡等四位学员，其余都认不清了。为什么曹宝禄、胡宝均、李宝岩、陈少武等都没来呢？因一九五八年“反右”时这些位都多少有些名声，我不说我想大家也会明白了。拜师虽然是茶点恭候，但比较丰富，有干鲜果品各式糖果糕点，数量甚多随意无限。这些都是师娘花钱操办的，她坚决不让我们四个徒弟花一个钱，在当时能弄那么多吃的是很难的。拜师行鞠躬礼后照集体相（联合会给办的），由各界代表讲话，主持人是杜澎，大约近三个小时。会后我们四人、师父家四口人、并请杜澎、许多等共十人，在全聚德吃了一顿饭。因拜师还出了两个小插曲，一是这次拜师原有杜澎、许多二人，师父和我们四人也都同意，杜、许二人分别请示了单位领导，组织上对拜师一事视为封建传统坚决反对，因此二人不能参加了。

　　但是他二人和师父都互相承认，我们四人也承认杜、许二人为我们的大师兄。另是过了几个月，曲艺团还闹了个小风波。曲艺团的协理员于真同志找了我师父，说他不应该收徒和举行什么拜师仪式，说这是帮派观念的封建意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需写出书面检查向组织检讨。师父很害怕地对我说了，我当时非常气愤，我说：“该写，但不是检查，而是应写个报告。”师父问我怎么写？我当时就替师父写了一篇如何尊师重教的拜师经过报告，顺便交给了文化局万处长。万处长批评了于真，并让他向师父道歉，是算圆满地结束了风波。事后我才知道我们拜师时正巧遇上戏曲界大鸣大放大拜活动前期，曲艺界的个别工作干部还不晓得，所以我们的拜师活动并不能算什么错误，反而是正确的。上边说过先生的老师是王德纯师爷，王师爷门户排字是八个字：宝、玉、德、万、荣、华、富、贵。师父是“万”字辈的，所以叫王万芳。师父的亲师兄是果万林，宋万荣、金万昌与师父是同辈亲叔伯师兄弟，是王师爷的亲师兄弟所传弟子。师父还有两个亲师妹，即民国初年的大鼓名家章翠凤和稍后的李艳香，后来李艳香嫁给了北京曲艺团的弦师魏福汉，王老师比魏先生长一辈，所以师父管魏先生叫“兄弟大侄子。”王德纯师爷的儿子是著名弦师王文川先生，曾长期给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伴奏。王文川师叔收了个女弟子叫桑红林，桑师姐是与本门最近的亲叔伯师兄弟。王万芳先生还有几位专业弟子，一位是天津的常树林（外号常和儿），听说与阚泽良去了东北不知所终。另一位是北京的连荣升（外号联络网），后调入评剧院乐队工作，我们绐终也没联系过。这两位大师兄都是在四十年代收的，一九五二年又收了陈少武和周荣林。至于我们六个业余弟子，后来只有包会申参加了专业曲艺演出团体，其他五位仍旧工作在个自的岗位上。

　　综上所述只是从入门的角度看说是弟子，若从师父教学生的角度看那就太多了。先生除在北曲学员班教学，还在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部队、文工团、京剧团任教，又去了内蒙两年教学，这些学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师父原有个儿子叫王建中，十八岁时参了军，是复员回来后我们才知道的。过去我们从来也没问过，复员后安排在邮电局工作。在部队时就入了共青团，工作确实不错，由于领导的重视，让他跑使馆区一带的业务。有一天我去师父家学习，正赶上全家烦恼，师父痛不欲生。惊问之下才知道，师弟建中因工作中范有严重错误被公安局逮捕了，马上就要判刑发往黑龙江劳改，此时此刻师父的心情可想而知。事又凑巧，离烦恼日子不多，也就是九、十月间，侯宝林在东安市场内凤凰厅演出，师父应邀去看他的演出，散场后宝林请先生吃饭，饭后给雇的三轮车送回家，那天酒喝得多了点，又碰上天气凉点（这是师娘向我说的），到家没多久就中风不语了。师娘只有小孙子和儿媳妇两人在边上，当时就急傻了。（师娘的儿子也在劳动改造，是与师父结婚以前劳改的，媳妇很贤良，愿待奉婆母不愿离婚，于是带着几岁的孩子跟过来了。）赶忙给我打电话，我于夜里十二点左右赶到师父家，很快将师父送到了协和医院。大夫做了插管、吸痰、送氧，人算是抢救过来了。虽然保住了命，但已然语不成声四肢瘫痪了，完全恢复病体已不可能，大约住院两个月左右后只好回家疗养。出院以后，整天仰卧，生活不能自理，连翻身也要人帮忙，一连三年多。师娘为人品格高尚，她对师父的吃喝拉撒伺候得无微不至，真是不烦不腻，连儿媳也如此，真有大家风范，令我们这些经常去看望的人，万分感动。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真为老师赶上这样一位老伴万分的庆幸。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将星陨落了，先师因病离开人世，享年七十六岁。大清早我突然接到电话，是师娘的儿子打来的（他叫什么我忘了，他已于一九六七年刑满释放。）说先生已故，找我去料理后事。我立即通知了周荣林，骑上车去椿树上三条叫上陈少武，我们三人赶到师父家共同商量后事。师父的儿子建中仍在劳改，此时只有我们也包办代替了。通知北京曲艺团代领丧葬费、消户口，联系火化场定期火化等。第三天师娘家四口、少武、荣林和我三人，随灵车护送至朝阳区东郊火化场。在这期间曲艺团只来了一个会计，办完花费的各项手续就没事了。其他人是不能来的，那时正是“文革”的旺季，谁能顾得了这些事？杜澎和许多都还在牛棚受审。一周后我把骨灰取出送到家，骨灰匣是少武提供的，荣林已在等候，还是师娘四口和我们三人把骨灰送到师父的老家通县永乐店，他本族远房早已挖坑等候，师父总算是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了。愿他老人家长眠愉快，做弟子的虽未养老，但我们三人仍以送终为荣。老先生虽是旧社会的艺人，但思想先进，品德高尚，技艺精湛，诲人不倦。到晚年不辞辛苦，著述了几十万字的《单弦音乐》一书，流传后世，对巩固和发展鼓书艺术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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