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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王万芳老师 赵其昌 　　 《八角鼓讯》第七期发表了刘富权兄撰写的《忆恩师王万芳先生》一文，拜读后，浮想联翩。因为我也从王万芳老师学习单弦近两年之久，思及往事，感慨系之。刘兄问我：“有什么补充吗？”我说：“你写得很全面，文中流露出对王老师的一片深情，我没什么补充的。”但是主编张卫东先生还是嘱我写上一点。遵嘱，将我从王万芳老师学习的起因及概况絮叨一番。 　　 我虽是镶蓝旗人，但自幼却无缘接触单弦这门艺术，是一九四九年为了搞宣传，觅形式，到凤凰厅、迎秋茶社等处聆听曲艺，才开始对单弦、大鼓产生了兴趣。并且是先学着写，继而才学唱的。先是经希世珍兄介绍，从已故八角鼓名票傅少云老先生学习。但在这阶段，我并未在台上唱过单弦，反而演过半出曲剧《珠沉记》杜十娘沉宝投江一场，我演孙富，三弦伴奏就是傅先生。房管局一位姓杨的操胡琴兼吹笛子，因这场戏中，有一段昆曲。一九五四年北京市工人文化宫成立曲艺队，举办培训班，我考入该队，先是从马增蕙老师学单弦《大窗帘》、《最后的请求》等，后来队里又成立了京韵大鼓班，我转从孙淑筠老师学京韵，共学了三段半：《草船借箭》、《英雄黄继光》、《桃花庄》，正学着《闹江州》，该班结束。我请文化宫开介绍信转到北京群众艺术馆，继续从王万芳老师学单弦。 　　 王老师很喜欢刘富权、包慧申我们这几个学生。记得每天到课必要签到。王老师经常拿着厚厚的签名簿，面呈微笑，显得十分欣慰，大概觉得尚有一些青年爱好单弦吧！从王老师学习与在文化宫时有些不同。在文化宫学时，老师们教得非常认真，但部分学生有些急功近利，我就是一个。学的全都是“大活”，学会了唱儿就上台。而在从王老师学习时，不为演出，打基础为主，先学岔曲儿，段子学两个《双锁山》、《十里亭》，学时是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地抠。有时也选择其他曲段中的牌子，对“湖广调”、“四板腔”、“剪靛花”、“叠断桥”、“倒推船”等曲牌都经过细致推敲，一堂课学不会，下一课再接着学，直到他点头为止。比如我原来认为半说半唱的“靠山调”好学，但王老师则对曲白过渡到唱的部分，非常讲究，要求很高。（这些曲段，由章光军等同志谱曲，发表在《单弦音乐》一书中，得以流传。） 　　 那时，王老师生活上很孤单，后来才和师娘结了婚。我参加了婚礼，主持人是杜澎先生，学生们和来宾都很高兴，王教师更是笑逐颜开。师娘五十三岁，重配佳偶，打扮得雍容华贵，谈吐大方得体。婚后，师娘对王老师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均为王老师晚年得到美好的恋情，有了温馨舒适的家庭而庆幸。 富权兄和包慧申同志他们在一九六零年正式拜了师。本来也有我，可惜那阵子我在单位兼了俱乐部主任，白天忙工作，晚上组织各种演出，京剧、话剧、曲艺都有，有时缺演员，还得“钻锅”兼个角色，忙得不可开交；又忙着文化宫音乐会我的创作任务，与他们失去联系，错过了与富权兄等一起拜师的机会。但王老师依然承认我是他的弟子，在召开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时，恰与良小楼相遇，王老师让我叫她“三姐”，良小楼一时蒙住，不知说什么好，我也一直叫不出口。后来，我买了二十份请帖，准备单独行拜师礼。不料，王老师突然患病，住进医院，当时富权兄与陈少武先生和我轮换流值夜班，照顾王老师，做吸痰、供氧、招呼医护人员等事。事后师娘对我说，那时以为王老师挺不过去了，不想又缓过来了。 　　 王老师出院，回家养病，瘫痪在床，并且已然失语。多亏师娘和她那位儿媳耐心照顾，王老师并没受多大罪。我调到曲艺团后，曾与李宝岩先生一起去探望王老师的病情——一半代表团里，一半代表自己。王老师虽然失语，见了我们非常高兴，不断比比划划，对我调到曲艺团工作，表示很高兴，可惜我仅去了一趟，因团里工作太忙：上山下乡，去部队，下矿井，还要到外地去体验生活，又写曲剧，又写曲段，成了两栖动物，实在无暇再去看望王老师。在怹故去以后，富权兄通知我才知道的。富权兄与少武先生为给王老师办丧事，操心出力，实在感谢他们。 几年后，师娘到曲艺团去办事，在传达室见到一面，师娘还未忘当年我们在医院轮流值班守夜之事，但我心中却是万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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