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艺术生涯回忆

　　王金凤口述 罗剑整理
一 童年回忆
　　我是1925年12月31日（阴历11月15日）生人，当时我们家住在南横街盆儿胡同南头。我们家在陶然亭自新路西边的三教寺（今中国戏曲学院后门外），就在天仙庵的旁边。这两个庙内各有两个姑子（尼姑），怎么“庙”里也会有姑子，我也不知道。在三教寺后面还有一个香厂子，当时两庙还有些香火。

　　我们家是住在一个有十几家的大杂院里，临街我父亲开了个王记鞋铺。我父亲叫王桂斌，专门给人做鞋修鞋，总到内联陞等各店去揽活儿。做鞋剩下的边角料都留着，因为住的是姥姥家的房，邻居求我爸给孩子补个鞋(没钱买鞋面)就用这些料头儿就行了。我母亲平时给香厂子里的伙计们洗衣服、被褥，天天洗衣裳，手泡在水里被碱烧的全是大泡。有时候别人家里办事，她还去帮工打杂。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所以我从很小就帮着家里做事了。比如加工开花豆，就是给蚕豆开十字口。干活时，面前有一个四方桌子。桌子边有一个槽，槽内插上一片类似现在刮脸刀片的小片刀。从桌上盆内拿出一个已经泡好的蚕豆，分两次往刀片上一按，刮出一个十字，往脚下桶内一扔。那个桶口跟现在的脸盆差不多大，可比脸盆高出两倍。弄那么大一桶蚕豆，能挣两枚铜子儿。 还有一种更大的桶，一桶给五枚铜子儿。干活时一不小心，手指就被刀片划个大口子，就是那样也得接着干。

　　那时我们家旁边还有很多菜地，不少菜农按时给饭庄子和西河沿菜市送菜。我和妈妈还经常去菜地帮工，帮着菜农收菜择菜。比如菠菜，根上三片叶绝对不要，叶边有一点黄的叶也不要，不然菜市儿不收，我们就负责干这活儿。择一天菜人家给几枚铜子，虽然少，可总比没有强，我们家吃菜就是用篮子把择剩下的捡回家。

　　因为我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母对我是万分的疼爱。记得有一年，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有一家儿办事儿，我妈到人家厨房帮工，掌勺的大师傅知道我们家困难，给了我妈两个白面馒头。我妈带着馒头回家后一进门就叫我：“凤儿，妈这有好东西，你看!”说着话，把包着馒头的手绢儿递给我。我接过手绢儿一看，是两个点着有红禧字的白面馒头，我高兴得都蹦起来了。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当时我的心情。我们家，过年都不一定吃一顿白面饺子，突然间有了两个白面馒头，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妈说：“你快吃吧。”当时我特别想咬上一口，可想到妈累了一天，肯定也没吃东西，何况妈妈和我一样，也是一年到头吃不上一口白面。就对妈妈说：“妈，您也吃。”妈说：“还是你吃吧，妈刚才在人家已经吃过啦。”我知道，肯定是哄我，妈是帮人家干活儿的，她不可能在人家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掰了一大块儿馒头，送到妈的嘴边。说：“妈，您吃吧，咱俩一块儿吃。”妈妈笑着抓过我的手，把那块儿馒头硬塞进我的嘴里。说：“你吃吧，这俩馒头就是给你留的，妈真的吃过啦！”望着妈那张满面无光却又慈祥微笑的脸，我心里一酸流下了眼泪，这时只有一个想法，长大了一定让妈过上好日子。我一直舍不得吃那两个馒头，用整整两天才吃完。打那以后，每当我看到馒头，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儿，想起我的母亲，她那双洗衣服被碱烧的满是大泡的手……

　　我家里虽然穷，父母也没念过书，但他们对我管束的却非常严格。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诚实、本分，不义之财不能取。父亲给我印象最深也是影响最大的两句话是：“做人不能忘本，自己有的时候绝不能忘记没有的时候。人在外朋友同行之间得讲义气，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虽然父亲讲的都是大白话，但这些话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回想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真是觉得这两句话伴随了我一生。

　　有一次，我爸出门到内联陞交活儿去了，我妈去给人家帮工还没回来，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二姑父来串门来了。我二姑父在一个砖窑干活儿，来一趟很不容易。当时家里别说茶叶，就是穷人喝的茶叶末儿都没有，根本没钱买茶叶，可姑父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沏壶茶招待。没办法，我就出门向街坊借了两枚铜子儿，买了一小包儿茶叶末儿给二姑父沏茶。过了一会儿，我爸爸交活儿回来，见我给二姑父沏了茶，心里纳闷儿，家里早就没茶叶了，而且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交了活才有钱回家买棒子面。爸爸问我：“你给二姑父沏的茶叶是哪儿的?”我说：“跟街坊借了两枚铜子儿新买的茶叶末儿。”二姑父说：“你怎么不跟我要钱?”我说：“二姑父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怎么能跟您要钱去买茶叶?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招待您呀。”二姑父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闺女，真有志气，女孩有老爷们儿劲儿，就凭这句话，长大了就准能有出息。”后来我出师自己能独挡一面养家糊口了，二姑父见着我父亲就说：“怎么样，当初我没看错吧。”

　　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这贫穷的根源是什么，但我知道长大以后一定要长本事，养活爹妈，不让他们再为生活而终日奔波。

二 拜师学艺

　　我出生在贫苦家庭，从小没念过书，从家庭这方面说，小时候没受过任何艺术熏陶。说起来我接触大鼓还是从听弦子书开始的。

　　我们街坊家里有个生日满月的喜事，就时常请艺人到家里来唱堂会，我去看他们演唱，虽然不懂也觉得很好听。在农闲时还有乡下的鼓书艺人来唱大鼓书，有时也有盲艺人来逛街儿串院儿演唱。印象最深的就是失目的先生唱的弦子书，他们有时还外带算命，大多都是唱曲儿的。他们抱着弦子走家串户或在地头树荫儿，唱弦子书，有小段的，也有成本的大书。一唱，唱个把月，完事各家给点儿小米儿、棒子面或零钱。反正不管先生在哪儿唱，只要我一知道准去听。我没念过书不识字，听听弦子书能知道不少历史知识和烈女侠义的故事。我从听故事，发展到了听唱。听先生的唱腔语气，看先生的动作表情。虽然先生眼睛看不见，但他脸上还是能表现出丰富的内容，能够深深地吸引听书人。我真深深地佩服他们这手能耐。逐渐地我自己按先生的唱腔曲调，也能跟着哼哼几句了。于是我对弦子书就越发的着迷了。可以说我就是从那时起喜欢上大鼓艺术的。

　　我们家同院有一个郭大舅，他是德安堂的伙计。德安堂是一个类似现在的曲艺演出团，在米市胡同北头儿的保安寺街21号。有一次我在一个堂会上看到郭大舅给人家挑拢子（专门负责挑乐器和道具），才知道他在德安堂做事儿。

　　就在我10周岁那年，我自己去找到郭大舅表示要到德安堂学唱。郭大舅问我为什么要学？我回答是因为我喜欢。当时郭大舅立即就拒绝了我，告诉我说你受不了那份苦。我妈也反对我去学唱，主要也是舍不得我去。后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郭大舅说：“那就先让人家看一下你是不是那份材料再说吧。”

　　过了几天，郭大舅带着德安堂的宋子安先生（我的师爷）来到我家。我给宋先生行过礼之后，宋先生让我拉长声唱“一……二……三……”。我知道这是先生在听我的嗓音儿，于是我就使劲儿的喊了一遍。宋先生说：“成，成。”就这样我就算通过了口试。紧接着的几天就是“请师”、“拜师”、“写字”。在行中有规矩：“写字”是要给师傅钱的。可是我师爷宋子安一分钱也没要我的，这倒不是师爷对我有什么偏心，主要是因为他老人家看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后来在我出师以后，我没忘了谢师，感谢师傅师爷当初对我的恩德。就这样，我正式拜在德安堂宋少安先生门下，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在写字时按规矩我得把我的生辰八字关书帖子留给师傅，出艺以后再从师傅那里要回。说起来我的生辰八字关书帖子至今还在我师傅那里，要是我师傅至今还健在，过年过节我还真得去给他老人家磕个头。在五十几个女徒弟当中我的岁数最小，是关门弟子。现在想起来，我的师兄弟当中还能想的起来的就只有师姐赵金云了。

　　从10岁正式拜师进德安堂起，就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我最先学的是十不闲、莲花落。第一个段子是《十里亭》，后来又学了《小化缘》。早晨起来，师傅宋少安带着我们练身段喊嗓子，这是为了练我们的节奏感和胆子。学了一段时间的十不闲、莲花落以后，师傅就开始教我京韵大鼓，第一个段子是《层层见喜》。这段儿《层层见喜》就几十句，比较好学。过去京韵大鼓开蒙都得学《层层见喜》，这段都是京韵大鼓的基本唱腔；也是给人家唱堂会必须用的。这之后我又学了《昭君出塞》、《南阳关》、《战长沙》（三段）、《宋三段》即《乌龙院》：坐楼、杀惜、活捉。

　　从那时起，我就边向师傅学习，边跟着师傅赶堂会。到1937年，我12岁，也就是我入德安堂的第二年，日本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我随师傅在右安门外中顶娘娘庙演唱，我正在庙台上唱梅花大鼓《昭君出塞》，忽然听见炮响，把我吓傻了。因为年纪小，没经过事，吓得我站在台上直打哆嗦，脑袋里一片空白。这时我的一个师哥飞身冲上台，一把拉着我就往台下跑，我这才缓过神来，夹起鼓跟着他跑下了台。那几天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们也不敢出来演唱了。有一天夜里城外打仗，枪炮声响成一片。我听门外很乱，就和妈妈奓着胆子从街门的门缝里往外看。看到门外全都是一队队的伤兵。后来才知道这全都是29路军从芦沟桥撤下来的伤员。很快北京陷落了。当时的时局混乱，家里不让我出去，就这样整整两年，我一直没有出去挣钱。

　　在日伪统治下，劳苦老百姓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可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爸爸靠做鞋修鞋挣钱，再加上头二年我走堂会积攒的一点钱，一家人混个温饱还没问题。可是后来就不行了，我父亲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以后，晚上去拉洋车。

　　1940年，时局稍安定一点了，我师傅来找我，同着曲艺界、杂技界的一些朋友，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带队临时组织了一个班儿，到外地演出。说实话，北京一沦陷，很多艺人都没处去了，一家大小坐吃山空，不出去抓几个钱，那一家子都得饿死。同去的除了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以外，还有唱梅花大鼓的尹福来、说相声的罗荣寿、拉洋片的罗沛霖(小金牙)、耍中国戏法的吴小山和那时唱铁片大鼓的赵玉明等。我当时是唱京韵大鼓。

　　我们是沿着铁路线走的，头一站是河北保定，后面是石家庄，山东济南，禹城等地，后来还去了山西等地。我们到山东青岛，就住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从窗户望去就是大海。赵玉明比我小3岁，当时她13岁，我16岁，我们俩都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别提多高兴了。在演出之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海边玩，捡海螺、抓螃蟹。几次都差点误了场。我们临离青岛的那天，早就收拾好行李，准备上火车。我想，马上就要离开青岛了，下次再来就不定是什么时候了，于是又和赵玉明到海边玩去了。本想玩一会儿就回去赶火车，一高兴，把赶火车这事给忘了。领队的顾荣甫到时间一点人，就少了我们俩。这可把他急坏了，哪儿都找不着。只好让大伙儿先上车，自己出去接着找。心想这两天她们老到海边玩儿，会不会又到海边玩去了?等到海边一看，还真在这儿。他冲我们大声喊道：“我的爸爸吔！你们怎么还在这儿玩哪？火车都要开啦！”说着话一手拉一个就往火车站跑。等到了车站，火车已经慢慢启动了，急的他连拉代拽总算把我们给弄上了车。大伙儿一个劲儿的埋怨我：“怎么比妹妹大几岁，还这么贪玩！多悬，差点出事！”我知道错了，连连说好话。从那时起，再也不敢离大队乱跑了。青岛是我们这次出门的最后一站。从青岛出来，我们就直接回北京了。

　　到了1942年1月，我正式出师了，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