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艺术生涯回忆
王金凤口述/罗剑整理

三 艰辛岁月

　　在曲艺行这么多年，我深知自己如果不思进取，把心思都用在怎么捞、怎么爬上，早晚得栽！所以在1942年我出师以后，就主动找到霍春山先生，跟他学，专攻京韵大鼓和梅花大鼓。那时学本事都讲究“阔学”，就是说已出师的演员要想进一步深造，就得拿出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给老师。霍春山老师并没有落于俗套，一分钱也没收我的，无偿的传授我技艺，直到1952年我才与老师分开。

　　1942年我出师后，开始自己应堂会赶场了。和一般名演员一样，我自己也有包月车。可拉车的是我舅舅。这是家里的主意，一来可以节省一点钱，二来舅舅也能有些收入。我妈说：“挺大的姑娘找个生人拉包月车，万一拉出去给卖了，不是干瞪眼嘛！”

　　我的另一位舅舅，开了一个小茶馆，叫碧艳春，我常到那儿去唱。除了碧艳春，还去新罗天、瑞云茶社（刘金元父亲刘岱石开的园子）、茗园(白凤岩、白凤鸣兄弟组织的)、启明茶社(常连安组织的)等处演唱。还一度搭京韵大鼓大王刘宝全老先生的班儿，有时参加合作演出在长安大戏院。同场的还有单弦名家谢芮芝老先生、谭凤元先生以及健在的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老师。除了到茶社，我还应堂会。因为跟霍春山老师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深造，会的段子和曲种也就多了，自然应堂会也就多了。最忙的时候，我一天要赶四五场堂会。虽然我挣的钱多了，但我牢记父亲和师傅的教诲——“同行义气”这四个重有千斤的字。谁家困难，我就主动给人家送钱，我不能自己有点意思了，就那么吝啬。对平辈的师弟师妹，我也从不薄看，跟他们关系处的非常好，我常给他们买点好吃的，有时我一进后台，大伙儿就争着抢我的包儿找糖吃。

　　在杂耍儿后台有这么一个规矩，固定演员平时不是演一次给一次钱，而是到月底叫伙计给送家去，这叫包银。我深知这些小伙计平时有多苦，所以每次给我送钱，我都会或多或少的给他们一点。

　　有时候，在外赶了三场堂会，回家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有朋友找到我们家，跟我说：“您救救场吧，请的人没来。”救场如救火，我二话不说马上跟着去。钱不钱的无所谓，我连问都不问，有您多给，没有我帮忙。谁还没有个马高镫短呀! 因此在同行中间，是出了名的好人缘儿。但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有一年，天津有人来京演出。在吉祥戏院，水牌子上写的是某位演员唱《老妈上京》。等到开场了，这位演员为想多拿点钱，向管事的李鑫樵提出要加钱儿，这下把李鑫樵给拿住了。说给吧，自己受损失不说，这气也受不了。不给吧，眼看就该她上场了，这可怎么办！这时，那位演员说了，不给加钱儿不上场。李鑫樵这下真坐蜡了，忽的想起了我，马上找到我，跟我说：“您救救场吧， 我们那儿都火上房了。”我二话不说，马上跟他去了，也没问清楚就上了台。场是救下来了，结果把那位演员给得罪了。本来我们姐俩关系不错，可自打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没理我，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在当时的曲艺界,我们有自己的组织。1937年以前叫“鼓曲长春职业公会”，会长是王文瑞先生。1937年到1945年叫“长春会”，1945年到1949年叫“曲艺公会”，会长是曹宝禄先生。每年农历4月18日，在东晓市药王庙我们都要去唱义务戏。药王庙后院专门有一座大殿，殿内供着祖师爷周庄王的神位。祖师爷左边是清音童子，右边是鼓板郎君。我们演唱的地点就在后殿西北角。那里专门有个戏台，台下边是个大天棚。我们每年在这儿演唱所得的钱都作为公会的活动经费。另外，凡是有固定收入的演员都要定期交会费。除去公会的日常开销外，公会还拿钱在左安门外买了一块大约两三亩左右的义地。公会里的贫苦艺人去世，都抬到黑窑厂的三圣庵停灵，届时大家会赶去吊唁，同时大家还会凑钱帮助家属料理后事，这叫攒“官吊”。再有，如果艺人无论是在京的，还是来京的，有困难没辙了，找到公会，公会就会组织大家帮忙这叫“搭桌演出”。这正应了我爸爸当初告诫我的话：“自己有的时候不能忘了没的时候，谁还没有个马高镫短哪？”所谓江湖义气正在于此。

　　我向霍春山老师深造，除了觉得自己会的少以外，主要还是我自己喜欢，所以学起来并不费劲，逐渐地会的曲种也就多了。这正是我买卖道宽的缘故。天桥的演出场所：瑞云茶社、德义轩、二友轩、春华园，这四家哪一家缺什么曲种，约我去，我去了就能唱。哪怕一家给一块钱，我就挣四块钱。所以我一年到头老有演出和堂会。虽然我会的多，但是说到精我可不敢这么说，比起专攻一门的老艺术家我可差的很远，可是我要唱就得象那么回事，对得起师傅，对得起自己。另外我胆子大，谁的场我都敢接，后面有什么角儿我也敢唱，接谁都一样。不管你观众爱听不爱听，我都认真唱，绝对对得起良心。记得那一次和刘宝全先生同台演出就是这样。

　　到了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垂死挣扎，加紧了对占领区的剥削和压迫，在北京更是如此。那时谁还有心思听曲儿呀。自然我们这些吃开口饭的艺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了，所以不得不想办法，到外地演唱挣口饭吃。当年夏天，我和同行艺人临时组了一个团到南京演出。我们的牵头人姓张，外号叫三胎嗨，按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经纪人。他负责联系各方面的事务。在去之前，南京方面和我们订合同两个月：包吃、包住、包接、不包送，另外先给一半的钱，作为安家费，地点在南京夫子庙街。和我同去的有唱滑稽大鼓的架东瓜，耍飞叉的王雨田、王桂英等。我是唱铁片大鼓。我们到了南京安顿下来以后，就开始准备演出。按南京方面联系人的安排，我们找了个好天上街做宣传，就相当于做游行广告。结果刚一上街，不知从哪来了一大帮流氓，不由分说把那位南京方面的联系人按在当街就是一顿毒打。我们初来乍到真不知所措，又不敢得罪那帮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后来那帮人走了，我们才把他送进了医院，据大夫说那人已经被打残废了。联系人住院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住处等消息。过了十几天我们打听明白了，原来他请北京的角儿来南京演出，无形中砸了当地业主和经纪人以及艺人的饭碗，因此，当地的业主和经纪人约了这群流氓把他暴打了一顿。我们没办法，只好自己找了个小场子演了两天。一看真不行就回北京了。当时要不是我们大家自己身上带了点钱（就是来之前给的那部分安家费）就真困在南京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以为日子从此就好过了，谁想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全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拿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来说，老百姓就活不了。纸币一再贬值，国民党政府先后发行了关金（海关发行）、法币、银元券、金元券。刚领了工资，走到家这工夫，就只能用来上厕所了。因此在这种畸型的经济状况下，产生了一种畸型的行业：“买俩换俩的”。就是说：老百姓发了工资马上到街上找“买俩换俩的”，把手中的纸币换成现大洋，以求用银元保值。等到家里要买东西时，再找“买俩换俩的”换成纸币进行交易。有时找不到“买俩换俩的”，就不得不靠当卖生活了。我记得我有一块双机芯自动游泳表，当时才卖了十来斤白面钱。到了1948年，正值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有钱有势的都南逃了，北平城里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不得不下达“8·15限价”令。就是在8月15日以后不准粮食涨价。其实这根本不管用，该涨还涨。

　　我们这些艺人，很少有演出，所以当时生活很困难。好容易有了演出往往被国民党伤兵给搅了，不是打演员就是砸场子，真是度日如年，不比日本人统治时轻松。有时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经常应“劳军”，就是给国民党军队演唱。没法子，国民党军队让你去劳军，你一个无权无钱的艺人敢不去吗？就是1947年的一次劳军，给我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一次劳军是给国民党16军演唱。他们驻防在京西北的康庄，那里有一个火车站，车站的名字叫“站岗”，16军就是守“站岗”车站的。平时军队驻扎在康庄的村子里。当时应的是我们去一天、演一天、回来一天。同去的有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唱梅花大鼓的尹福来，说相声的杜三宝，唱京韵大鼓的李俊荣，拉四胡的屈国瑞，搞勤务的王俊等，我是唱铁片大鼓。到了那里之后我们被安排在村子里住下。有当兵的告诉我们派人到车站北边，找卫生队领粮食，一天两趟自己跑。我们就让杜三宝去了。等领回来一看，是什么呀？“杂豆”，就是什么豆都有，主要是黑豆的那种豆。战争期间，好歹有口粮食吃，我们也就认了。可是没有菜，我们只好自己掏钱跟房主买。结果房主只有自家用盐腌的大葱叶子。那葱叶夹起来都拉粘了，放到嘴里说咸不咸说酸不酸特别难吃的一种味。没法子，只能这么将就了。就在我们第二天下午刚演完的时候，忽然发生了战斗。我们吓的马上躲进屋里不敢出来，不放心，还找了几床被子，把门和窗户全挡上了，生怕子弹打进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解放军的骑兵进攻康庄，紧接着是攻打站岗车站，解放军和国民党兵展开了巷战。又打枪又开炮，有几颗炮弹落在我们房子不远处爆炸了，吓得我们直闭眼。天黑以后巷战停止了，解放军又开始进行游击战，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疲劳战。杜三宝仗着胆子到卫生队领粮食，回来告诉我们：“车站那里到处是尸体和伤兵。”那阵势一辈子也没见过。第三天一早我们就收拾东西，准备赶回北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火车去的，回来是国民党用卡车把我们送回来的。我还纳闷，国民党兵怎么那么好心眼用专车送我们哪？上了车一看，车上有一口棺材。一打听才知道，棺材里躺的是昨天刚被打死的国民党16军作战主任。一路上我看到卡车走过的路上全是炮弹坑，路边到处都是国民党用门板搭的工事。就这样我们被“送”回了北京城，我又开始为生计而奔忙了。过了几十年，和老朋友们一聊起这件事心里就后怕，要是当时有炮弹打中我们的房子，那可就全完了。又一想，当时要真被解放军卷走，恐怕1949年北平解放时，我就是红色干部了（这是开玩笑）。

　　回想解放前我的几次外地演出：1939年去山东、山西、1943年去南京、1947年去康庄等等，哪一次不是被生活所迫？哪一次不是被剥削所迫？一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我也成为了人民演员，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四 幸福生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了，解放军在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声中进了城。我心中自然高兴，因为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这些做艺的人再也不用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压迫了。解放军进城后、人民政府为北平人民做的几件事让大家喜出望外。政府先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衣食无着的穷苦人到政府机关去领粮食和过冬的棉衣。同时有许多随军的学生和宣传人员到人民中间去宣传党的政策，叫大家安居乐业。紧接着人民政府又用解放区的边区币从人们手中换回早已贬值的金元券和法币，同时又从解放区调拨了大量的生活物资。政府派出的宣传人员说：“1949年的春节是在战争期间度过的，现在北平解放了，政府要让大家重新再过一次年。”这一系列的措施让北平的人民感受到，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啊！

　　北平解放了，我在高兴之余，心中也多少有一些茫然。毕竟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在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哪？是继续唱堂会，还是到各处去赶场？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知名的演员全都不出来演唱了。国民党有钱有势的人全都南逃了，我也没有什么堂会可接，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约上几个姐妹一起打牌。有时候我也去天桥的茶馆去唱几段，这和解放前赶场不一样，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遛活。
过了没多久，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北京的建设了。文艺界，先是改组了曲艺公会，把以前戏曲界和曲艺界的知名演员全组织到一起，组成“戏曲公会”，曲艺界还是曹宝禄先生任会长。接着政府把公会的演员组织起来到鲜鱼口内的华乐戏院（大众剧场）和西珠市口路南的开明戏院（珠市口电影院）听报告。在听报告的期间我了解到，在人民政府管理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这些艺人再也不是解放前的下九流臭戏子了，而是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灵魂工程师。这在精神上打开了套在我们艺人头上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政治上提高了民主地位，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人民政府的温暖。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公会，组织我们自力更生，在瑞云茶社，正阳茶社，群英茶社，新罗天剧场等地进行有组织的联合演出。就是说演员到了每个演出地点，演唱都有详细的记录，到了一定时间，按照个人的演唱记录分工资，有时三天开一次钱，有时一周开一次钱。观众听曲艺是按时间收费：2分钱10分钟。就这样我演唱了一段时间。

　　到了1949年的夏天，曹宝禄先生到我家，约我到箭楼去演唱新曲艺，我应了。当时在箭楼上演出条件很艰苦，平时都是自己带饭，观众主要是在前门火车站等车的旅客。早期在箭楼上主要的演员除了我还有唱单弦的曹宝禄，唱北京琴书的关学曾，唱滑稽大鼓的架东瓜，唱京韵大鼓的孙砚琴、二岚云，唱梅花大鼓的尹福来，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说相声的罗荣寿、王世臣、赵玉贵，唱奉天大鼓的魏喜奎等。在一场演出的最后，我们经常排一个小“曲艺剧”。当时的曲艺剧和现在的曲剧大不一样。基本上说演员都是各自演唱自己的曲种，各位弦师坐在幕后伴奏。给曹宝禄伴奏的沈德元先生，给关学曾打扬琴的吴常宝先生，给我伴奏的霍春山先生和王玉泉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为了宣传新婚姻法而赶排的曲艺剧《婚姻自由》。这个故事是婆媳俩都是寡妇，解放以后，颁布了新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可是婆婆有封建思想，不同意儿媳妇改嫁，但是她也同情儿媳妇，政府派干部做工作，最后做通老人思想工作的故事。我扮演小媳妇，孙砚琴扮演干部，曹宝禄先生反串婆婆。我还记得孙砚琴一开场就是唱几句京韵大鼓：“婚姻法座谈会开的圆满……”曹宝禄先生有一段[四板腔]是这样唱的：“我儿媳，她这几日愁眉不展，她心中，一定是苦闷不堪，我何尝不把她挂在心间……”我们排演的这出《婚姻自由》受到了广大观众极大的欢迎，我们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过演出。可以这么说：现在的曲剧就是在箭楼上发祥，在单弦拆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期间，曹宝禄先生、顾荣甫先生、尹福来先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在箭楼上演唱了一段时期，因为政府要用箭楼，我们就搬到了西单东南角的进康游艺社。它的后面是一个台球厅。在箭楼和进康演出期间，我们还到青年艺术剧院的楼上听老舍先生的讲座。老舍先生强调说，一个文艺作品，是需要作者的初创和演员的二重创作来共同完成的。其中演员的二重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早年行中有“人保活”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通过老舍先生的讲座，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演唱新曲艺时，我更注重了这一点。这里说的新曲艺和现在的新曲艺又不一样。主要是以老曲艺的形式，编演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先进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段子，不拘形式地为政治服务。我记得我在箭楼上唱过《解放白云山》、《三勇士推船》、《太子河》等段子。这些段子基本上都是王决同志创作的，霍春山老师给我安的腔，并且给我排练的。当时我家住在虎坊桥东边，珠市口西边，大川路二巷10号，霍春山老师住在大川路二巷5号，一条胡同。所以我去霍老师家很方便，几乎天天都要去他家学习、排练。

　　在解放前，我经常去电台演唱。从前到电台唱是这样的，有人先到电台去，出钱包电台的时间段，比如说包一个小时，然后自己到外边找商家拉广告，收取广告费，播广告。这一个小时不能全播广告啊，中间就插播文艺节目，然后这个人就从收取的广告费中拿一部分钱给演员。他赚的就是这笔广告费中扣除包电台时间段的“台份”和给演员演出费后的余额。说评书的赵英颇有一个徒弟齐信英就是干这个的。我记得，那时电台播音室非常简陋，墙壁是用半尺厚的草垫子蒙上大五福布（粗棉纱织的本色布）以求隔音，演员和播音员都在一间屋子里，他先播广告，然后按亮一个小绿灯，给我们信号，我们就开始唱。红灯亮时我们停止，他播广告。他播音的时候要求很严格，话筒近了一点都不行。我注意到屋里的播音员表情都非常严肃，再搭上屋里又白又静，我跟师傅霍春山说：“这里怎么整跟灵棚一样。”记得有一次，齐信英包了电台半个小时，结果在期限时间里没找到愿意做他时间段广告的商家，人家电台不管你拉没拉到广告，到时就收钱。齐信英实在没办法了找到我跟我说：“师姐，这回您帮帮忙吧，我现在连台份还没辙呐……”我二话没说，拿出我的一部份积蓄给他：“你先把人家台份交了，我的钱（演出费）不着急。”

　　解放以后，王决同志约我到电台去演新曲艺。解放前我到电台唱的都是传统段子，目的只是单纯为了挣钱。而新社会我演唱的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先进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段子，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提高。从现代英雄人物事迹中明确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这些新曲艺大都是王决同志创作的，因为我会的曲种多，所以有什么段子我都能接，我接到段子，就让霍春山老师帮助我安腔并和我一排就出来了，所以我成了王决同志的基本演员。我记得那时电台在六部口，中午11点到11点30分对工人广播，夜里11点到11点30分对台湾广播。我还记得我唱过一段艾青同志写的诗《常春凌》。讲的是一个叫常春凌的人，抓到一个台湾派来的水鬼（特务）的故事，很有意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