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能使老年人的心态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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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能使老年人的心态更年轻
许静如
　　我是个“老北京”，婆家是满族，全家人都偏爱曲艺。我从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利用休息日全家出动到启明茶社听相声或到凤凰厅听鼓曲，有时甚至全家到启明听完相声又到凤凰厅听鼓曲演出，一天赶两场；我特别偏爱单弦、京韵大鼓和梅花大鼓。有一次我爱人在天津学会一支岔曲《风雨归舟》唱给我听，我觉得那腔调和曲词太美了。于是就萌生想学习演唱的念头，但苦于不认识会唱单弦的老师，只有去听；到迎秋、进康、西单商场、西单剧场、前门小剧场，只要有鼓曲，甚至曲剧演出我都去听，简直说就像着魔一样。

　　 1954年我调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工作，厂党委和工会对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重视。在工会的领导下，有一个文艺俱乐部，下设各种文艺活动小组和团队；京剧、河北梆子、歌舞、话剧、曲艺、民乐、西乐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我们这些职工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当时听说曲艺队里有两位唱单弦非常好的同事，他们在解放前就是很有名气的八角鼓票友。一位是谭凤元先生的弟子张玉林，另一位就是后来拜荣剑尘先生为师的黄荣培，都是业余演唱名家。知道这个消息我真是兴奋极了，这回可找到学单弦的老师了，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时每逢周末下班后各队活动，曲艺队的单弦组是在张玉林先生办公的科室活动。一开始我只是用心听，慢慢的就开始试着向他们学习岔曲、牌子曲。张先生、黄先生都很平易近人、待人和气，我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耐心地教我，不厌其烦地唱给我听，从没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张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我领会就是叫我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有时我和爱人在休息日还常到张先生家去听去学，到夏季时天气炎热，他家的屋子又不大，着实地给他家添了不少的麻烦，但张先生和夫人都非常欢迎，热情招待。几年的学习使我从一个只爱听不会唱的观众，到能唱并且每次都参加厂里演出的业余演员。有时张先生还带我到在茶馆开设的八角鼓票房观摩学习。

　　 1956年，北京市职工文艺汇演，我和张先生都参加了，我唱的曲目是单弦《爱的什么》荣获了三等奖。从我的这些进步里看出张先生对我的苦心培养，对我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在厂里演出时他都热情地称我是他的大徒弟。张先生还有个二徒弟叫杨春青，唱得也很出色。张先生在一厂就教了我们两人，我们一起参加活动，一起演出。1958年，我调出一厂，几年后杨春青也调走了，我们俩就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我还一直在托人打听，至今没有消息，如果能联系上，我们肯定又多一位八角鼓票友。黄荣培先生当时在车间是三班倒，不能保证每次都参加活动，因此，在厂内没单教过徒弟。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非常慈祥和善的长者，几年后怹调走了，我们就失去联系。直到1998年下半年，我参加咱们的票房活动才听说他在年初就谢世了，就差几个月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现在想起来还总觉得很遗憾。我们厂还有一位会唱单弦的陆树森同志，他不是在厂内曲艺队学的，唱的很有味，时常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或演出。听说他头几年还到宣武门的小花园同关世良和刘瑞泉等先生们弹唱遛活，现在因身体原因不常出来了。偶尔在家中曲聚弹唱，真盼望他在身体好的情况下到我们的票房来唱。贾润光同志也是我们曲艺队成员，他说过相声，变过魔术，还时常参加单弦组活动。他现在也不说了，也不变了，更不唱了，几乎每次都到我们票房来听曲，是一位忠实观众。我调出一厂后的唱单弦活动基本结束，一直觉得很孤单，再没有像从前那样和喜爱曲艺的同志们一起活动时的愉快心情，再不能幸运地尽情享受着聆听张、黄二位老师吟唱谭派、荣派的很多名段。我一直很苦恼，心情总是不好，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知音难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几年后得知前门俱乐部，即前门小剧场内有单弦爱好者业余活动，每周一次，负责人是刘富权老师，我在那里参加了一段时间。因剧场内有舞台，我们有机会演出，后来因工作有困难，没法长期参加活动，只好忍痛停止了。我又脱离单弦了！在新单位曾经偶尔有过几次演出。自从1966年以后我的单弦活动就彻底停止。这一停就是30多年，前几年看到在电视中播放的“胡同古韵”节目后，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它又一次重新唤起我那颗对单弦久已淡漠的心，它让我知道北京民间还有曲艺票房活动。我再也按捺不住，经多方打听还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活动。后来，在电视中又看到介绍京味茶馆有曲艺，我赶快去找。但那时，茶馆只有评书、相声、没有鼓曲，我又失望了。

　　听说天津曲艺团来京演出，我老早就去买票观看。在一次散场时我向几位老先生打听北京哪儿有曲艺票房，有一老先生告诉我西城文化馆的京都曲协票房活动时间，我听后欣喜若狂。去后看到伴奏是李家康先生，我们在1954年就认识，那时印刷一厂有活动或演出，就请李先生为我们伴奏，只是这些年失去联系。啊！总算见到老朋友了。事后又知道京味茶馆增添八角鼓票房活动，以单弦为主，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特别是业余学单弦的女同志很少，我一个人唱曲真是觉得很尴尬。为了找回我30多年失去的曲艺活动，这时也顾不了许多了。没有想到，我去过几次后，票房活动负责人刘耀东先生就主动热情地和我聊单弦，打破了我的尴尬局面，他鼓励我恢复演唱。可我已经30多年没唱，嗓子也坏了，以前学的又都忘了，近70岁的年纪再想恢复、重新练习谈何容易。可是，票房的很多先生都鼓励我，特别是高家兰、刘富权二位老师经常鼓励我不要怕，大胆唱，我有什么不会不懂的地方向他们请教，他们就非常耐心地给我指导讲解，使我渐渐对自己有了信心。

　　通过这两年来一直不断向李家康老师学习，我的嗓子已经渐渐理顺，每次遛活，李老师都非常认真，毫无保留不厌其烦地教，使我两年来学会了近60首岔曲和一些小令儿以及腰截。现在每唱一个新的曲目，总是想先得到李先生的指点，心里才踏实。在恢复参加曲艺活动的两年中使我感到票房就像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在不断向各位老师特别是吴光辉教授的请教学习中使我受益匪浅。通过学习岔曲在文化修养上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精神面貌与以前大不相同，我的儿女们都说我自从参加活动以来身体好了，人也比先前精神了，看到我今天的样子，他们都很高兴。真像高家兰老师常说的：“我们的年龄不能年轻了，但心态能变年轻。”这话一点也不错，我现在有时连自己都忘了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我的心态确实变年轻了。我深深地体会到曲艺票房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能没有它，想很多爱好曲艺的同志都会和我有同感吧！

　　在此，首先要感谢组织子弟八角鼓票房活动的先生们，为了这门古老的文化艺术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不怕辛劳。刘耀东先生和我年龄差不多，他不管是寒风凛冽的冬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天，准时为票房活动忙碌着。他们丝毫没有旧社会艺人的保守思想，而是无私地帮助每个人，无论谁向他们要演唱材料都是倾囊相赠，不但为挽救北京曲艺不景气的今天付出了艰辛，还为曲艺票房队伍的不断扩大奔走着，更为我们曲艺迷们开辟一块老有所乐的业余文化园地，使我们在这片曲艺园地里尽情享受曲艺带给我们的无限欢乐和幸福。我从心底里由衷感谢你们——曲艺票房的组织者们。你们为曲艺事业的振兴默默地奉献着，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们辛勤地忙碌着。我再一次对你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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