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艺术生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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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凤艺术生涯回忆
王金凤口述罗剑整理

　　五、火红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在朝鲜仁川登陆，发动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当时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赴朝慰问团，原则上是自愿报名，凡是报名的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困难，如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等，这些都由政府出面解决。我们曲艺界由公会牵头，曹宝禄、连阔如、侯宝林等人专门负责，组织了一个74人的曲艺服务大队。这时我母亲因为解放前的生活艰苦，劳累过度患了肺病，每天躺在床上咳血不能下地，父亲岁数也大了，他们都不能照顾自己，所以我就没有报名上前线。

　　说实在的，一个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就在解放以后听过那么几节政治课，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再说我家里也确实有困难，所以我没报名上前线去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国内的文化阵地也需要有人留下来继续战斗。当时有这么一种提法：文武两条战线，枪杆子，笔杆子，都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就这样，我留了下来，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旁的进康游艺社。和我一起留守的还有王世臣、赵玉贵、白凤岐、钟舜华（二岚云）等。就在赴朝慰问团入朝不久，前方传来噩耗：曲艺组的常宝堃、程树棠二位同志牺牲了。消息传到国内，在文艺界尤其是曲艺界犹如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几个月以前还在同台演出，朝夕相处的好同志突然就这么牺牲了，大家心里无比悲痛，一时都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留守人员都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悲痛，纷纷向组织表态要求报名赴朝上前线。第一批赴朝慰问团回国以后，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

　　北京曲艺界成立了捐资前线巡回演出队，就在这时我毅然报名参加了西北队。我们西北队由说相声的孙玉奎领队，由北京向西北进发，一路上边走边演。到了陕西西安后，又分成了三个小队:陕北队、陕西队、新疆队，我被分在陕西队。我们陕西队的成员还有说相声的孙玉奎、回婉华、唱河南坠子的王元堂、王宝霞，唱京韵大鼓的陈兰霞、弦师有李德福等，其他的演员我就想不起来了。新疆队有侯宝林、魏喜奎等。我们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十里八村儿都赶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是在简陋的露天舞台演出，也是人山人海。当演出时先要由一位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同志讲述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讲过一个段落，中间再穿插文艺演唱。我们陕西队从朝鲜回来的同志有两位，一位是西北农学院的一位教授，另一位是从陕西来的一位唱快板的同志。他们俩都亲眼目睹了美军在朝鲜的暴行。他们在台上讲的时候，虽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是每一次都能深深打动每一位听众的心。

　　记得有一次，那位教授在台上刚讲了几句，台下有一个营的新兵和在场的群众不约而同地一起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前后台的演职员无不被这阶级感情所感动。这一时期我演唱的段子都是为抗美援朝运动而新创作的曲艺作品，其中有两篇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天津时调《抗美五更》、另一个是京韵大鼓《朴西钧》。天津时调《抗美五更》中我还记得有这样的词句：“一更、一更里月亮初东升，美国兵好伤情……”主要内容是战俘营的美国兵在夜晚的思念，他们既怕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仇恨撒在他们身上，而又想家的矛盾心情。京韵大鼓《朴西钧》讲的是一个朝鲜人民军战士名叫朴西钧，在战斗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战斗之余，他用朝鲜特有的一种树的树根做了一只烟斗。后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牺牲之前他把烟斗送给了我们志愿军的战士作为永久的纪念，并且和我们的战士说：“我们朝鲜的血海深仇，中国战友一定要帮我们报啊！”我一唱到这里，台下就有热泪盈眶的观众纷纷到我们的台下捐钱捐物。凭着这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大家都想为抗美援朝运动作出自己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看完我们的演出后，流着眼泪走到台下，亲手把自己耳朵上带了一辈子的两只金耳坠儿摘了下来放到募捐箱里。后来听说这对金耳坠是老人家死去40多年的老伴生前给她留下的惟一的信物。我被这朴实的爱国主义感情深深打动，想起这此情此景，我的心被震动。我的爱国情感就是在人民朴实的言语和行动中培养起来的。当时我除了唱京韵大鼓和天津时调外，还说过一段相声。那是我和回婉华说的，我给她捧哏量活。那个相声段子叫《妇女翻身》，说的是三八妇女节的事。

　　回婉华同志和孙玉奎同志就是在那一段捐献飞机大炮的共同“战斗”中结下的友谊。我们去咸阳眉县、户县演出的时候，是县政府派大车把我们接去的。当时我背着自己的书包和几位女同志一起坐在车上。前面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木桥。由于桥面比较窄，大车在过桥时发生了意外，连人带车都扣在了桥面上。我右手小拇指正好被扣下来的大车砸了个正着，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骨折了，但是非常疼。当时县长知道这件事以后可吓坏了，连忙把附近最好的外科大夫找来给我看手。我的手疼了好几天，队长要我休息几天，但是一想起台下那么多朴实的人民在等待我们的演出，我就横下心，咬住牙坚持上台。这倒不是说当时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和荡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种激情所鼓舞，使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病痛，一心投入到演出工作中去，想通过自己的演出，能够更加激发起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战斗热情，这就是我一点点最朴素的政治思想。可以说这一次捐献飞机大炮的外地演出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想一想在旧社会到外地的那几次演出，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这一次是为了人民为了祖国。

　　 1952年初，我们结束了捐献飞机大炮的演出，胜利回到了北京。我和从前一样，每天早晨都要到陶然亭窑台儿喊嗓子。据说窑台儿是过去烧砖取土所遗留下来的一座小土山，它就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内一进门路西。过去有不少名演员都到那里喊嗓子。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到窑台儿去喊嗓子，碰见了马聚泉同志，他也是搞曲艺的，京韵、铁片、单弦、快板、相声都能拿的起来，除了这些还能弹弦子。他问我现在有没有正式工作，每天在干什么？我说除了到进康游艺社演唱外暂时还没有别的事由。他问我想不想参加中国铁路文工团？他还介绍铁路文工团是半军事化工人自己的文艺团体。我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就马上表示愿意。就这样，由他介绍我去报考铁路文工团了。我去考试时非常顺利，一下就被录取了。考试那一天我穿了一条白色的帆布裤子，骑了一辆26型的自行车。在解放初期，大部分人还都没有自行车。在解放前我是有自己的包月车的，是我舅舅拉着我。解放以后，舅舅去了北方。再者那时出门总坐包月车不太方便，为了到别处演出方便，就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允许的。所以，后来有时我跟过去的同志一起谈及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说：“你那时候多奢侈，都有自行车啦……”

　　我正式进团是在1952年农历的五月节，刚一到团里每人就先发了一块钱，并且还有一次会餐。刚入团没多久我就随中国铁路文工团开赴甘肃天水关铁道部西北工程局所在地演出了。当时去的不止我们曲艺队一家，还包括话剧、杂技、歌舞团等。我当时的待遇是175斤小米（因当时用小米价格当货币）试用三个月。政府正在修天兰铁路，就是天水到兰州的铁路。我们的演出是为铁路工人和当地群众，沿着铁路线进行的。铁路沿线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可是我刚从城市里出来，生活还有点不太习惯，但是时间长了就好多了。我记得我初来的时候带了两个脸盆；一个是洗脸的，一个是洗脚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大通铺上正睡得迷迷糊糊，我听见有动静，抬头看到我们的女团长帅建同志，从我的床底下拿出了一个脸盆，我明白过来追出去一看，原来帅建拿错了脸盆，把我洗脸用的盆给洗脚了。

　　既然这样，从那起我也就不在乎这个用脸盆的问题了。在每次演出时，我们都要自己搭演出大棚，用铺铁轨的枕木搭台。当时我负责管理服装道具，工作量相对也比较大。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演出，当天晚上到达那里，我们就睡在火车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来搭台准备演出。不到八点钟我们把台搭好就去吃饭了。我们看到有很多从远处赶来看我们演出的铁路工人和当地的群众都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山体滑坡，我们由于正在旁边吃饭所以没有受伤，但是，在舞台附近准备看演出的工人和群众有好几个人都给砸死了。因为在此等候观看节目的群众很多，演出必需照常进行。我们演出前化妆时，在后台这边是化妆台，不远处就并排躺着好几具尸体。这时我看到有好几个死者家属从对面山坡上一边哭喊一边连滚带爬地冲下山来。当时我的心都快碎了，这些铁路工人和当地群众就是想看我们的演出而不幸发生了意外，这里真是太需要文艺了。

　　我们从天水到兰州的铁路线上演唱了一年左右，直到这条铁路完全修好，我就随中国铁路文工团回到了北京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随一个曲艺组，到了东北的亚林县原始森林，那里也在修铁路。和我一组的有朱鹤鸣组长、演杂技的荣华技，弦师有马聚泉和王志兰（又名：王芝兰、绰号“望天儿”）。在东北原始森林中演出条件比甘肃还要艰苦，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当时我们凭的还是那股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朴实精神。 1953年，就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第三次谈判的时候，我终于随团参加了第三次赴朝慰问团的演出，我被分到第八分团。我们先到达沈阳进行了短时间的整顿，然后经丹东进入朝鲜。我在沈阳和丹东的军区医院看到有很多贵州来的小战士也就17～18岁的样子，不是失去了双腿就是失去了双臂。在一个一级伤残军人的病房中，有一个战士双手双腿都没有了。我问大夫这是不是在战斗中受了伤，大夫告诉我，不是，都是因为这些小战士从南方来，不知道北方的天气状况，又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北方防寒防冻伤教育，他们的肢体，都是在丹东或中朝边境的地方不小心冻坏的。我听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那场节目是含着眼泪为他一人演唱的。

　　为了执行医院的规定，演唱的时候鼓不能打得太响，唱完后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经过鸭绿江上的大桥到达朝鲜一侧的新平壤。在过铁路桥时我们看到桥下有很多穿绿军装守卫大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穿的蓝色大衣知道我们是祖国派来的慰问团，一个个都向我们招手欢呼。我们刚一下火车，就有很多同志迎上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看到迎接我们的除了中国的同志外，还有许多朝鲜的妇女、老人以及不到10岁的孩子。接待我们的同志们对我们说：“朝鲜的男人都去打仗了，就连10岁以上的男孩子也都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后方就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了。”我看着孩子们在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小身子，看着四周围的残垣断壁，看着老人们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神，我的心好像在流血。不由自主地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一个4岁的小女孩身上把她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的落了下来。

　　在朝鲜我演唱的主要是像《荆江分洪》这样体现祖国建设的段子，另外还曾经应一位朝鲜人民军将领的特殊要求演唱了一段传统京韵大鼓《闹江州》。我想可能是这位朝鲜人民军将领也知道中国有个黑旋风李逵，或者朝鲜也有一个类似李逵式的人物，同样也是朝鲜民族英雄的缘故吧。当时正值中美朝三方谈判之时，美国人骄横的很，头几次谈判，都提出无理要求，他们遭拒绝后，愤然离席。后来因为被志愿军和人民军打得实在没有还手之力，才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我听说战俘营里有很多美国的少爷兵，一个个把自己藏在军用鸭绒睡袋之中，把睡袋的拉链扣拉得紧紧的，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打开一个小口把饭拿进去。这些少爷兵怕死怕得厉害，一天到晚躲在鸭绒睡袋里不敢出来，在里边撒在里面拉。我真是从心眼恨他们，你们不是说你们的飞机一个俯冲就可以把我们头上的帽子给摘掉吗？在战争初期你们那股蛮横劲到哪里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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