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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凤艺术生涯回忆
王金凤口述 罗剑 整理
六、铁路文工团从朝鲜回来，我们在北京休整了一段时期。没过多长时间，上级又把我们调到内蒙古牙林线的原始森林（现牙克石市地区，原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首府），为那里的铁路职工演出。这一次有荣华技、杜三宝、彭子富、杜元岭、杜凤兰等。这里修铁路的工序是先修公路，好运送建筑材料和物资，然后再修铁路。说是公路实际上就是用桦树皮铺的路，和现在意义上的公路没法比。走在上边软软的，脚底下都是桦树皮和原始森林特有的塔头草。
我记得马聚泉编演过一个段子还专门提到了当时工人们的工作环境。里面好像有这样的词句：“塔头草似弹簧……”那种路一次根本运不了多少东西。一辆牛车只能拉一袋面。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赶车的师傅为了照顾我，特意要我坐在牛车上。结果走着走着，有一边的车轱辘陷到了塔头草里，牛车翻了，把我给摔了出去。我好不容易从稀泥地上爬起来，低头一看满身都是稀泥，我还想哪：到宿营地再洗吧。过一会身上的稀泥，自己干了，我用手一掸，全掉了，原来看上去的稀泥其实都是多年的草灰。
平时我们就和工人一起住到工棚里。床就是用当地的白桦树搭起来的。一拉溜二十多个，中间用一块板子隔开，男同志在这边，女同志在那边。演出时就在工棚里搭灯光演唱。有时一部分工人收工晚，没看上我们的演出，我们就到他们的工棚特地为他们唱。最忙的时候一天能串五六个工棚。其实这期间最累的还不是我们，最累的要算马聚泉啦！因为当时他负责灯光道具，就光那两个灯光架子就有好几十斤。我们每到一处，他都得扛着。到地方还得拉电线，架灯光，装台，到时还得上台伴奏，完了事还要收拾东西。所以他是最累的。我们队的同志经常帮他拿东西。我是帮马聚泉扛灯架子的主力。
牙克石原始森林中的虫子是非常厉害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咬儿”。这种虫子不要说它咬你一口,有时候它往你脸上一撞就是一个大口子。所以那时我们外出时都要带面罩，就是为防虫子撞。有时我们在一边唱，同行的杜三宝头顶着大灯，旁边还得有一个人拿个拍子打撞在灯光上的虫子。不然虫子一拐弯就奔演员了。有一次我们组有一位演员,是谁我忘了，唱着唱着一个吸气，正好有一只虫子飞进了他嘴里,这位立刻大咳不止。
我们不但和虫子斗,而且还得和蛇斗。这里的蛇简直是防不胜防,不定从哪就冒出来。可能是从小落下的病：我是最怕蛇的。每次上茅房都要先拿一根棍子，在草里打一打，正所谓“打草惊蛇”嘛。有一次我上厕所，蹲下以后裤腰带就搭在草上了。草上有露水，我不知道，拿手一摸挺凉，脑子里马上就闪过一丝恐怖：“蛇……有蛇！”提上裤子蹦起来就往外跑，那次可把我给吓坏了。可是这还不算我最倒霉的，别看我这么怕蛇，杂技演员荣华技可不怕。那回他逮了一条蛇，扒了皮用一跟棍子穿起来，立在门后面晾着，我不知道，一进门棍子倒了，吓得我立刻就倒下了……
我们睡觉时用裤腰带把脚那头系上,一是冷,二是怕蛇钻进来。有一次,我们睡着睡着,马聚泉脚底下的床腿断了,整个床铺塌了一半下来,可是因为我们白天为工人四处演出实在太累了,马聚泉没醒，还接着睡。第二天早晨大家起床,忽然发现在马聚泉塌了的床底下，盘着一条1米多长的大蛇。还有一次，马聚泉早晨起床刚要穿鞋，忽然发现自己的鞋里居然也钻进了一条蛇。
原始森林里是没有地名的，我们所走的地方是按“公里”记。就是说：路修到几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几公里”。 我们走到12公里时遇上了山洪，整个把我们困在了那个地方。那可是原始森林，林子里什麽狼虫虎豹全都有。我亲眼看到在洪水中有两只野狗熊：一只大熊头顶着一只小熊，在洪水中行走。
被困在这里走不了啦，我们就只好呆在这儿，先为这里的筑路工人演出。天气潮湿，蚊虫叮咬到还是能忍受，就是这吃不饱受不了。你想：在这原始森林中修路，所有的建设材料和生活物资全靠工程车运送，现在发了山洪，车过不来，我们就只好暂时克服一下啦。我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是高粱米和豆子。由于环境艰苦卫生条件差，我们有不少同志全都拉肚子。马聚泉告诉我他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我们有一位演员也拉了肚子，但是还坚持为工人演出。在台上穿了一条不算短的裤子，结果高腔一使劲，后边就出事儿了，顺着裤角就流下来了，旁边拉四胡的何立曾直躲。
说实在的，这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种种的困难以前不要说遇见，就连想也没想过。就拿洗澡来说：解放前我是到李铁拐斜街的润身女子浴池洗澡。过去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去。解放后我跟随铁路文工团到了天兰路的郑州西干局，和工人们一起到铁路职工浴池洗。先开始我死活就是进不去那大池子，不是别的，就是不习惯。结果我们团的周爱珍一把把我给推了下去。在太原踢球，每人发了一套背心裤衩。我穿在身上别提多别扭啦，觉得腿边总缺点什么，也是死活出不去门，和郑州一样也是叫人给推出去的。现在在原始森林里，我遇到的困难比起上述问题要严峻的多，何况我又是女同志，但是我都坚持过来了，而且没觉得有多麽苦，相反到觉得能为工人演出是一件多麽幸福的事啊。从一个旧艺人到一个文艺战士，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巨大的。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和解放后党对我的教育和我所亲眼看到、体会到的无产阶级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分不开的。
从牙克石回来我们又被调往宝成线（宝鸡到成都）和成昆线（成都到昆明）慰问演出。此时我们的队伍就已经壮大了，不仅有我们曲艺队，还有杂技团的一部分人。有一句话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以前我没去过四川，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等我到了四川才真正理解这句话。那路是真险。我们一行人一路上经常看到有翻车的情况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给一处工地演出完毕以后，回到住地，领导告诉我们：负责我们后勤的同志们没看到演出。于是我们就为他们加演了一场。有一位做饭的大师傅特别爱看。第二天我们收拾东西赶奔前面一个工地，路上受阻，原来前面又发生了翻车事故，我跑到前面一看，正是我们那辆后勤车翻了。我看到做饭用的锅碗瓢勺翻了一地，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位昨天还在听我们演唱的大师傅已经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领导把我们曲艺队分成了两组：马聚泉等重要演员一组；我，包会申，何立曾等人一组。先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分，后来明白其实这是把一部份重要演员给保护起来了。结果马聚泉不明白，还在那里一个劲的写思想汇报，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虽然我们这一组危险了一点，但是我们确为此而有幸爬了一次峨眉山。正值夏天，我记得当时就只有我和包会申两个女同志，伙同大家一起上山。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爬到九老洞，休息了一夜，第二天爬到金顶，又休息了一夜，第三天从九十九道弯下山。我们特别幸运的是：峨眉山两大奇景我们都看到了，那就是“日出”和“云海”。本来到峨眉山看得见“日出”就看不到“云海”，
看得见“云海”就看不到“日出”。因为看“日出”必须是晴天，看“云海”必须是阴天。我们上山时正赶上这天是先阴后晴，所以全看见了。我站在金顶上，远山之巅是一轮红日，脚下是茫茫云海，再吸一口金顶清晨的空气，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我恨不得跳进云海，让自己溶化在祖国的怀抱之中。
我们上山时每人只穿了一件衬衫，在金顶宿营时特别的冷。金顶的一位老和尚就为我们拿来了许多庙里人穿的棉衣。晚上，我们穿着棉衣，围坐在篝火旁，畅谈自己对未来祖国建设的美好憧憬，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麽幸福啊！第二天我们出发下山时我才感觉到“不行了”。虽然我当时也就30多岁，但毕竟是女同志，我和包会申两个人都已经是走不了路了。别说走，就是站在那里，两条腿都直打哆嗦。没法子只能让“坛子木”（耍坛子的杂技演员彭宝林的外号）架着我，陈金宝架着包会申，这才下的山。路过九十九道弯时，我往下一看差点没晕过去，太险啦，要不是坛子木架着我，我可能就下去了。结果我和包会申两人整整7天没走了路。
我们在成昆铁路线上，还遇到过一次大水。以前也见过发水的，比如说在牙克石那次见过狗熊母子过洪水。但那都是有惊无险，可是这一次大水可是让我刻骨铭心。那是在嘉陵江桥上。在没过桥之前，嘉陵江就已经开始涨水了。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抓紧时间过江，好赶到下一个工区演出。于是我们就开始过江。在前面的是运送道具和物资的工程车，人在后面跟着。就在工程车过去了，我们正走到江桥中间的时候，嘉陵江洪峰赶到了。洪水先是没过了桥面，我们趟着水还能走，后来洪水没到了桥栏，脚下的桥面根本看不见了。此时我已经有点站不稳了，这时朱鹤鸣在左，马聚泉在右，俩人一边一个把我给夹住了，我这才算站稳。忽然我身上的一条吊带落到了水里。我下意识的伸手一划拉，整个身子顺水一歪，就要往前走。两边的二位猛的一使劲才把我拉了回来。渐渐的，洪水漫过了整个嘉陵江桥，就连桥栏杆上的凸起也看不见了。我们三个人只能凭借印象，看着远处的山辨别方向继续向前走。终于走过桥了，当我们的脚一踏上对岸的土地，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回头一看：正好又有一股洪峰推了过来，刚好经过我们走过的那道桥。已经到了对岸的工程车司机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可真勇敢，那麽大的水你们居然还敢过桥，要是晚一会儿，洪峰可就过来啦！刚才我可是为你们捏了一把汗哪！”
当我们的慰问团到达重庆时，正赶上重庆的夏天。好家伙，夏天的重庆有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美称，那种热让我们这些北方演员可真是一时难以适应。我在台上演唱如造雨自不必说，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下了台没地方找凉水。重庆的水龙头一拧开，流出来的是三四十度的热水。和我同去的包会申更是倒霉，刚到重庆随身携带的包袱就被偷了。包袱里面有刚发的演出服，换洗的衣物和当月工资及粮票。这件事把当地铁路局领导都给惊动了。
后来我们这支演出队伍又一次被调往牙林线慰问演出。这次去比刚解放时那一次去条件要好一点了。因为经过几年的建设，那里的铁路已经初见规模。可是我们还是遇到了新的困难。我们上一次去是夏天，赶上发山洪；而这一次去的时候正值数九隆冬。到了那里就遇上漫天的风雪，吹的人根本睁不开眼睛。领导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大毡靴。这种大毡靴是专门为我们走在一尺多深的积雪里而配备的。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大帐篷，里面一拉溜用当地白桦树搭起的床。睡觉时女同志在这边，男同志在那边。我们的褥子足有几寸厚，相当的暖和。在帐篷里烧的是两个“大半子”，。“大半子”就是一个汽油桶，里面烧的是“半子”，原来“半子”就是和桶一样高被劈成四半的圆木。那火苗子足有半尺高。但即使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床，掀起褥子看褥子底下还是冻了一层冰。
我们的队长是说相声的童竞川。童队长平时说话就逗，而且平易近人，尤其是对待青年同志。有一天晚上，我们演出回来睡觉，因为天冷我们都一时睡不着。有几个杂技团的小女孩就撺掇童大爷讲鬼故事。反正也睡不着，童队长就开始讲。先开始还行，后来越讲越恐怖。此时有几个小女孩想上厕所，可是被童队长讲得都不敢去。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大家凑在一起，七八个女同志排着大队一起出去上厕所。而且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还不时向四下里看，生怕遇见点什么。等到了第二天，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一“重大事件”。会上有杂技团的几个小男孩揭发：童大爷讲鬼故事，散布封建迷信。童队长一个劲点头承认错误。结果当天晚上，禁不住大家的撺掇又讲上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那么有意思。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演，哪里有铁路建设哪里就有我们的足迹。
一直到1965年我被下放到石家庄，当时全国的铁路线我都走过了。这里还包括上面没有提到过的京广复线，福建前线（炮轰金门）和一些当时保密的军线等等。做为一只铁路文艺队伍，我们曲艺团是最受领导喜欢的。因为我们形式简单，道具轻便，最大的家伙就是一把三弦。而且我们的节目编演速度也快，效果也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嘛：“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只轻骑兵。”铁道部老部长刘建章、吕正操经常带着我们到全国各地视察。有时我们在火车上，边走边进行创作。比如说：这次出车要经过四川铁路局，贵州铁路局，云南铁路局，我们就在出发前向铁道部要来这几个铁路局近期的情况汇报，做为参考资料和创作材料，在火车上进行快速创作，编演最贴近当地铁路职工的曲艺作品。经常在一起进行创作的有马聚泉、张喜林、何立曾、王志兰（芝兰）等。
本子写出来，马上装腔儿，当时在火车上就进行排练，等到了目的地马上就进行演出。 有时刚写的段子我们演员词还不熟，在台上忘了，
在旁边弹三弦的马聚泉和拉四胡的何立曾马上就可以提词儿，此时台下的工人群众都听傻了：怎么我们这里刚发生的事才几天的工夫就已经成为节目了？所以我们无论上哪里慰问演出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演出任务也是繁重的，最长的一次出车我们一去就是七个月。有时结束任务回京，火车刚进北京前门火车站，我们还没来得及下车哪，上级领导又分配了新的任务，就马不停蹄地又出发了。我有一个孩子就是在铁路上生的。还是那句话：为工人演出再苦再累也不觉得。
我记得当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王孝慈作报告时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在铁路上走一圈用20年，过几十年，你们的孙子坐在你的腿上捋着你的胡子问你：“爷爷，干社会主义你都干什么了？”那时你可以骄傲自豪地对他说：“我曾经为铁路上多少万职工服务演出，为社会主义、为革命是问心无愧。”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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