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悲与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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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悲与长歌
徐亮
　　今年的曲艺票界很是有些流年不利，单就秋天来说，先是10月14日张振元先生去世，继而11月10日杜三宝先生又与世长辞。卫东兄让我写一写杜先生的生平，我感到很难落笔。因为我虽然和杜先生接触很多，但具体到生平，则要求翔实准确，杜先生平生经历之丰富，就是他自己也很难回忆完全，我一个后生晚辈又怎能详论之。

　　振元先生没了以后，我就想写一点纪念的文字，然而踌躇再三，终于是没有写。时下正统的纪念文章和古来的墓志铭出于一辙，其要求是要写出被怀念者的某某精神、某某品质，使之成为后世甚至万代的榜样。我思索良久，觉得振元先生虽然对我很好，但是并没有什么足以光被万代的光辉业绩，也没有什么堪为万世楷模的“精神”，因而终于没有下笔。现在杜先生又走了，我本来还是如上的态度。也许是因为一个月之内连走了两位的缘故，我在压抑低沉之际忽然“开窍”了：这纪念文字本无一定之规，无论怎样写，在生者是纪念，在逝者是告慰，在作者是倾诉，在读者是共鸣。如果能借此一纸文字，保存一幅逝者的真容，则是生者与逝者的共幸；如果把纪念的文字写成了墓志铭，则是这文字本身的悲哀。

　　思念张振元先生

　　 1992年左右，我在北太平庄的票房认识的振元先生，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由干爹马增锟先生带着，在彼处和蔡先生学唱单弦。彼时常去那个票房的除蔡、马、张三位之外，还有刘宝光、赵俊良、刘富权、侯世权、许吉星、崔景贤、贾振良、刘淑珍诸先生。现在蔡、马、张、侯、崔诸位都已经作古了。我那时很是内向，除了学唱之外，常常不怎么说话。各位先生聊天，我只在旁边听着，绝不插嘴（也插不上）。但是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有一次唱《春至河开》，蔡先生皱眉了，别位也没像平常一样鼓掌以示鼓励，我立刻紧张了起来。此时振元先生说：“前几天在柳荫街你唱得多好啊……”这“多好啊”三个字真如发自内心的赞叹一般，分明是借鼓励我给我排遣的意思。说实话，那时我十一二岁，就刚学了一个《春至河开》，还不和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多好啊”三个字不但当时让我不太难受，也鼓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振元先生平时以唱快书居多，牌子曲我只听过他的头、二本《毒设相思局》和《霸王别姫》。他对于快书非常热爱。北太平庄的票房实际上类似个单弦研究会，人多就唱，人少就聊天；当时的各位先生都是博闻强记之辈，我在旁边听他们聊天，真是长了不少能耐。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振元先生很有兴致地说：“咱们说了半天单弦了，说说快书吧……”音容笑貌，如在耳目。并且他不是要显示自己的所知所学，而是抱一个研究、学习的态度。我记得那次就是刘宝光先生聊了快书的板式、尺寸等等问题。他春天的时候还让老伴用三轮拉着去过集贤承韵，我一见他，瘦得都脱了相了，把我心疼坏了。他说：“整整瘦了四十斤。”他已经走路都走不动了，卫东兄让唐柯出来给先生弹，先生不依，挣扎着站起来，拄着拐杖，在众人搀扶下进屋，边走边说：“有那规矩么？”唐贤弟给他弹了半段《羽扇纶巾》，弦高他唱不下来了。后来唐柯唱《截江》之时他对我说：“他（唐柯）如果唱到40岁，成就不可限量。”他爱曲艺，所以爱有才华的继承人。自己更不保守，我向他要什么活，就没驳过我。我录完他的《霸王别姫》之后，下一排他给我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汉王有德兮……”四句，说：“当年我上这活时候没有这四句，等我抄来以后我自己加不上去了，你背的时候把它加上，不加也无所谓，但是你得知道……”在票房唱，弦师问他唱什么，他靠近弦师小声说：“小徐想要这段《闹天宫》，咱们唱什么都行，都高兴……”这都保存在我的珍贵的录音资料里。

　　振元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那时我学弹弦儿，少一副指甲，马增锟先生让我求振元先生做一副。我一想，那我何不找他学学怎样做指甲。过排的时候我和他一说，他当时就给我讲开了：什么骨头好，什么叫“地羊”。怎样切割打磨，角度与厚度等等；并让我找几根羊腿骨来学练。说到这儿他问我：“能弹什么了？”我说：“也就弹个小岔曲儿。”他应了一声，忽然沉闷下来，整个人都显得暗淡了，缓缓地说：“我儿子也像你这么大，也能弹个岔曲了……没了。”他一伤心，就紧闭起嘴唇，眯起眼睛，这时眉骨与嘴唇都显得很厚重，眉毛与胡子茬儿都很突出。我当时也小，不知怎么劝慰他，只是呆呆看着他，他就那样沉迷在回忆与哀痛之中。这时有位先生问他“说谁呢？”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儿子。”对方“哦”了一声，他继续沉声自言自语：“没了……早的事了……”

　　我和振元先生相互感情都很好，可能与此有关。那时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学快书，觉得《斩华雄》最短，好学，跟振元先生要，他下一排就把录音带来了，是一段《蜈蚣岭》——“你跟我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是这《斩华雄》呢，唱的人少，你听的机会也少；你要学就先学《蜈蚣岭》，一般的都会这段，你听的机会多。”但是毕竟当时我刚学《春至河开》，终于没有学快书，直到他去世，我正经跟他学的只有一段《秋景雁声哀》。我另一次见他那种悲哀的神情是在张喜林先生逝世之后，在集贤承韵过排之时，他先唱了一个《聊斋志目》，这么熟的岔曲他刚唱了一句“大力将军勇无边”就忘了，显然是心不在焉。好歹唱完一支，说：“又失去了一位好……”深深的一叹，紧闭起嘴唇，眯起眼睛，眉骨与嘴唇都显得很厚重，眉毛与胡子茬儿都很突出。“比我大一岁……”他整个人还是那么暗淡。后一排他唱了一个大岔曲，大概是歌颂工农兵一类的，他除了《清明赋》之外很少唱大岔曲，这个岔曲我更是从没听过，我问他，他说：“我为了纪念张喜林，这个岔曲是张喜林写的……” 但是这种神情他从来不用之于自己，他得的病与蔡先生完全一样，他第一次手术之后，在集贤承韵和我聊天，这时他已无论如何打不起精神了，语调低缓但不低沉，说道：“我这病跟你蔡老师那病一样，蔡老师做完手术以后又支持了两年……”我赶紧说：“您心情开朗，不会这样，您别老想这个。”他说：“嗐，这有什么，我现在根本不想它，活一天儿就唱一天儿。”蔡先生逝世前一年的痛苦是他眼见，但他还是能够这么看得开。现在他不需要再纪念别人，他要做的就是在冥冥之中微笑着接受我们的祝福。

思念杜三宝先生

　　杜三宝先生官称儿杜三爷，我与他认识得较晚，大概是1998年。在东琉璃厂老京味茶馆，也是票房过排，他的底活——京韵《宋江坐楼》。在唱前先铺纲，我才知道他就是杜三宝，我想起在此前我很早就见过他，但没什么印象。

　　当时票房里唱男京韵的绝无仅有，不像现在还有一位唐柯贤弟；我本身又非常喜欢京韵，非常想学，所以我坐在第一排，包里藏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段《乌龙院》。这段活表演的成分很重，杜三爷的台上不用我再多说，出奇地好，真把活儿使“活”了。加上他的嗓子不刚不柔，十分受听，我才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男京韵。下来之后，我对他说：“您这段我可录下来了。”三爷说：“录吧录吧，没事。”我说：“有时间我找您学学去成不成？”他说：“成啊，有时间你就去，什么相声、单弦、京韵、梅花、西河、乐亭、奉调，什么咱们都会点儿。”我告诉他我的姓名、电话，他也留下电话，说：“电话联系吧。”

　　不久，我用电话约了一个日子，去到他们家。屋子不大，很是阴暗混乱，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在这里，我不由自主地融入了三爷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已经有很多地方模糊不清了，但是依然掩盖不住它的博大与精彩。在中式对襟小棉袄、青布棉裤与沉沉的眼皮下面，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很遥远的故事： “那时候我跟佟大方，一天跑天津、北京五个电台，当时都是直接播音，不像现在录好了再播。在这个电台播完喽，赶紧，火车站买票，上天津了。红火的不得了，那真叫火，解放以后他们都说新段子，那新活不行啊，使不出包袱来。” “大方嘴最快，包袱脆，可是啊，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俩人腻乎极了。那会都是节目当中插播广告。这播广告有规定，比方说，一段节目中间，只许插十个广告。可是我跟大方呢，不按顺序念。前边念一条儿后边念一条儿，让那个旁边监督的人找不着在哪，我跟大方嘴又快，每次都多报好多，喝，那真叫棒，多报钱就多啊。” “50年代末因为……我跟大方分手了，这说相声就跟夫妻完全一样，有一个有外心了，这一对儿就不行了……” “我这一辈子那真是跑了大半个中国，除了台湾、西藏什么的，几乎都到过了……就拿在大兴安岭来说，咱瞧着可真可惜，这么粗的大树，砍了当劈柴烧，没办法，运不出来啊。” “解放前我什么都说过唱过，什么火就来什么，得活着啊。最早我是学弹弦的，这弹弦可不容易，人要跟木头说话，我父亲就是弹弦的。

　　后来我父亲不让我学弦了，为什么呢，弹弦的地位低呀，让你长点你就得长点，让落点就得落点。我就学唱，拜的是王先生（王文瑞先生）。后来，40年代中期又拜的老郭爷（郭荣启先生）。在外边什么都演，相声、双簧、单弦、京韵、梅花、太平歌词、竹板书，什么拆唱八角鼓带小戏，什么都演，难不住就挣钱，难住了就再找师傅学。” 三爷毕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记不很真了，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广博与真纯。后来种种的原因使我并没从三爷身上学到什么大活，只有《层层见喜》、《包公夸桑》、《宋江坐楼》三段京韵，老《白猿偷桃》一段单弦。竹板书《鹬蚌相争》我听他唱过，但是没留下录音。京韵《小古城会》（弟兄相会诉折磨）他会唱，但是记不全了，我把原词给他找来，种种原因他也没上上，也没有了。

　　三爷最是平易近人，跟谁都笑呵呵的，小辈儿们在他面前最没大没小。我和他学《层层见喜》时记词是这么记的：大概是去年夏天，我与律宁在二骥叔家遛活。正好三爷在“天桥乐”使完买卖，来找二骥（张长骥），于是一起闲聊。聊着聊着聊到了京韵上，三爷说《层层见喜》老没人唱了。我问；“您会不会？”三爷说：“会呀。”律宁立马儿说：“找纸找笔，记下来。”当时就已经很晚了，二骥叔家又是一间屋子半间炕，媳妇闺女都得睡觉，我们就在外间小厨房里找了三个马扎坐下（连腿都伸不直），三爷念词，我记。三爷毕竟老没唱了，记得有些混乱。这段小活是字头咬字尾的，但是里边有两个地方都是咬“边”字，一句是“边山一带”，一句是“鞭鞭打马”，一到“边山一带”就串到“鞭鞭打马”去了，所以三十几句只记了十几句。但总是觉得不对，可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错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我们愣不让三爷回家，里屋的三个人都已睡着了。最后，总算把词串上了，三爷一点没有恼的意思。我们仨人“偷偷地”从人家出来，律宁回家，我骑着车一直把三爷送到天坛东门。这时已经1点了，体育馆路上空空的，小风嗖嗖，三爷骑着他那辆小三轮，一点一点地蹬。我问他：“您今年高寿？”他笑了：“我可还小呐，七十一。”一直聊，他说：“咱们这里边的词好哇，都是有点意义的。你像‘天堂地狱两般虚’，告诉你，这都是虚的，但是呢，‘要论人的行为是非曲直’，得看你个人干不干好事，‘凡世间离不开因果二字，就是那讲今比古说书唱戏，也无非是惩戒人心分别善恶，可莫要您呐信以为实’……” 我在他那听过他和曹宝禄先生、尹福来先生拆唱八角鼓的《双锁山》，如今已称绝唱；我又见过50年代初他和刘荣培、刘宝光诸先生演曲剧《秋江》的几张照片，黑白的，很小，但却是曲艺史上浓浓的一笔。三爷最好玩笑，大家也跟他开玩笑。他在票房唱，唱前一定铺纲，铺纲一定离不开包袱。三爷唱梅花，一到落腔准是一屋子人起哄跟着唱，三爷就用鼓键子当指挥棒，反串一回西洋乐队指挥，一比一划的还真像，招得一屋子哄堂大笑，他自己也笑了。三爷最好鼓捣机器，大机器小机器，收音机电视机，全好鼓捣。他不戴花镜，从来要看什么都戴一个修表用的放大镜，一个小圆柱体用眼皮夹着的那种，像一个专业机械师。我是前几个星期听说三爷让煤气熏着了，听说的时候，是说没什么事已经出院了。5日我与王金凤老师相约去看他，我去的时候王老师已经在门外等我，说：“别进去了，已经不认人了。”我大吃一惊。王老师说：“他的病又反复了，已经床上拉床上撒了。喂了他一块蛋糕，他知道吃；问他‘我是谁呀’，他就说不上来了。”我当时就很有不祥之感，但实在难以帮上什么忙。

　　 11日上午卫东兄打来电话，告知三爷10日晚9点已与世长辞。三爷走了…… 我想起某一日上午我给三爷打电话，杜大妈接的，说是三爷一早就走了，昨天他师父郭荣启没有了，他今天一早就去天津了。再想想今天，还不到一年。我又想起一日，三爷让给他找1946年的小《实报》，说是上边有一篇写他结婚的文章，题目是：《杜三宝演双簧，台上台下戏两场》。三爷说着说着笑了…… 现在他依然笑着，但是我们已看不到；我只看到自从他离开专业队伍以后，专业里管事的人就从来没有重视过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起过他。他和曲艺界很多50年代的老人儿类似，住10几米的房子，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满处走。一位德艺双馨、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的老人，就这样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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