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玉林大叔
王学智
我和张玉林老师住在一个村儿。在村里论辈分，张玉林老师是我大叔。
改革开放使我有了用武之地，我真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没有张大叔当年的引路，一步一步地为我铺路，使我有了挣几年的时间，我的日子大变样：盖了新房、买了汽车。我能有如今的日子，我对张大叔感恩戴德饭吃的一技之长，也就不会有我（王学智）的今天。
我出身贫苦，十几岁就为生活劳碌。解放前后那几年，正是我十四五岁至二十四五岁之际。为了生活我常往天桥地区送菜、卖菜。年轻人那有不爱热闹的。天桥的热闹主要是艺人撂地卖艺。我是个穷小子，没富余钱进剧场（园子）。然而看艺人卖艺可以“看蹭儿”（不花钱），这正适合我的境况。因而，打把式的、变戏法儿的、卖大力丸的、拉洋片的、摔跤的、滑稽二黄、说书的……我真是没少看。我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我的脑子还算好使。俗话说：“穷文富武”。对于“武玩艺儿”我没条件学，也没工夫练；“文玩艺儿”看多了、听多了、时间长了、又有心，我可就记住了不少。因而越来越有兴趣。比如：拉洋片，人家大声唱，我就小声跟着哼哼。相声也好、大鼓也好，有的段子我能唱个八九不离十。
我最早感兴趣的是“数来宝”，紧跟着也就自然是“快板”了。前面我说了，我和张大叔住在一个村里。张大叔的祖父一辈子开茶馆，常有鼓曲票友聚会。因而张大叔自幼受了不少曲艺的熏陶。张大叔最喜欢单弦。到了解放前后那些年，大叔就会不少岔曲了，牌子曲也会几段。空闲的时候，常给大家唱几口，我就经常听。大叔也发现：我不但喜欢曲艺，而且有了基础（都是偷着学的）。
1957年，朝阳区文化馆组织农村文艺汇演（那些年，文艺配合中心运动搞宣传是常事）。大叔见我有点快板基础，鼓励我参加，而且为我写了一篇快板词《红色保管接班人》。有了这段快板以及参加这次汇演可以说是我步入曲艺道儿的第一步。我这第一步走的还真不错，可称头一炮就打响了。北京广播电台还给录了音，播出了不少次。自这以后，我在大叔的帮助下，陆续排演了《深翻土地》、《挖渠》、《决心入伍》……有的节目在1958年朝阳区群众艺术馆出的内部刊物上还给报道过。
当年我由快板书起步，我想提高水平，就得投名师访高友。在咱们北京的曲坛上，坐快板书金交椅的当推高凤山老师无疑。因而我就想拜在高老师门下。
1959年，张大叔在大栅栏亨得利修表店上班。前门小剧场是北京曲艺团的常驻排演场，曲艺团的人免不了去修表。当年的张大叔正是劳动人民文化宫曲艺队的主力单弦演员，在曲艺界也有了些名气，因而也就有缘与高凤山老师相识。张大叔知道我有意想拜在高老师门下，就找了个机会跟高老师提了提我，说是村里有个侄子对快板很着迷，排练了几段儿，有点基础，想进一步提高（言外之意就是想拜师）。高老师收我为徒那天，在上唐刀胡同。高老师说话很幽默：“是镀金哪还是真想学哪？我收的徒弟，工、商、学、兵就�<农>了,你就补这个缺吧……”
我是农村户口，既没有“官亲”门路，又是生活档次较困难的。改革开放以前，要想跳槽改行对我简直是没门儿（办不到）。所以我的主要精力还得放在“养家餬口”，也只能是抽空学点本事，空闲时练练基本功，熟悉一下学会的东西。
真正在曲艺上下功夫比较多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文艺方面不再是“样板戏”一统天下。孩子也大了，生活方面也有所好转。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安定团结、开放搞活”的形势发展，北京逐渐有了票房活动。我除去干活挣钱以外，就抽空去玩票。真正下海是在1991年以后。起因是大师哥毕学祥的影响，他是我大师哥。北京有了票房活动之后，他也常到票房走票。他倒不是为了玩票，是观察形势、听取消息、琢磨挣钱的道儿。琢磨来琢磨去，他就选中了“拉洋片”。先在前门瓮洞口、北海后门的荷花市场等处试着“练摊儿”。我知道他“练摊儿”以后，就去找他看了看情况，后来就入伙一块练。由于大师哥命浅福薄不幸辞世，我就顶替他支撑住了这套洋片摊子。
1995年 7 月，经张大叔还有高德宝先生介绍，我加入了北京曲协。 1998年4月，又由张大叔介绍加入了中国曲艺家协会。我自己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了。而今我还带了几个徒弟。饮水思源，没有张大叔给我引路、铺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张大叔家的饭我可没少吃，还没等我孝敬大叔几天，大叔就谢世西行了。
我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哪！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况且张大叔的提携是我的发家之本。大叔：您老人家安息吧！我们全家永远对您感恩不尽。
（胡永福 执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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