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艺之路/关翠兰(口述)
编者按：关翠兰老人今年87岁，是目前北京从事过鼓曲艺术的年龄最长者。她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在北京北城习艺，因其出身和居处等缘故，她的经历与其它同时期的女艺人是不大相同的。本文介绍了另一种女大鼓艺人的家庭和艺术生活，把70多年前的故事讲给大家。
娘 家
我的娘家不是干这个的，婆家是曲艺世家。
父亲老姓儿是瓜尔佳氏，名字叫关舜琴、号叫贵和，满洲镶黄旗人。听说上辈儿是外旗做官儿的，老宅子在东城。
父亲是西直门内前清政府官办的第一期交通大学毕业生，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名士叶恭绰先生介绍参加到铁路局京绥线工作，办公地点在西四羊肉胡同。
我是民国四年（1915年）农历七月廿六出生，父亲为我取学名叫秀恒。母亲老姓儿是温都完颜氏，没有名字，后来报户口就姓温了。她3岁丧父，自幼随着母亲在她姥姥家长大，19岁上她母亲病故，因当时我母亲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故迟迟没有出嫁，这是旗人的风俗，姑奶奶不急着找婆家，直到她25岁时才嫁给我父亲。
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还很富有。9岁上，父亲突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因病时好时坏只好停薪留职在家养病。这时父亲因养病抽上了大烟（鸦片烟），家底儿越来越薄，他的病情不见好转，铁路局的差事就丢了。
我们家的生活是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没法子只好卖房搬家。
婆 家
我的婆家是子弟票友出身的曲艺世家。
第一辈儿干这个的是我丈夫的爷爷，名叫徐阔山。是子弟八角鼓票友出身，擅演莲花落，是扮旦角的。我的公公叫徐荣增，也就是我的师傅。从我进了徐家的门儿，没听过师傅一句唱儿，也没由师傅教过一句。婆婆到能唱，什么岔曲、腰截、牌子曲等都能拿的起来，可她从不卖艺演出。
徐家原是内务府的包衣正蓝旗人，老祖太太在庆王府当差做奶妈子，挣了不少的银子。全家人都没有职业，男人有钱粮，除了喜欢唱八角鼓、莲花落外再不就是架鹰、打围。公公就爱泡茶馆，平时在家里根本找不着他，有时也到各处联络组班儿演出，总是挣不出几个钱的穷局，不赔钱就算是赚的。爷爷和公公最爱摆阔气讲排场，还爱向穷人施舍。他们平时和叔叔们到郊外打围，把捉住的獾制成油，向亲友邻居们舍送。后来家里人口逐渐增多，老祖太太留下的银子花完了。没法子，爷爷徐阔山在光绪末年下海唱了莲花落，全家人除了皇上给的那份儿钱粮，就指靠吃这碗张嘴儿饭了。徐家的姑太太叫徐蕙卿，八角鼓、大鼓都会唱，早年曾经干过几天浑票（挣钱的票友），后来下海唱京韵大鼓，在前门外西珠市口万明路的城南游艺园演唱，还没唱红就嫁人了。师哥徐华宝是徐荣增师傅的长子，比我大一岁，先是唱京韵大鼓的，后改弹弦。他才是我的开蒙老师，也是我的丈夫。
我没让后辈再干这个！大闺女、二闺女、外孙女、外重孙女，他们都会唱这个，也喜爱这玩艺儿，有时还到票房唱着玩儿，我们徐家又回到票友的行列啦！
车 厂
在旧鼓楼大街酒醋局胡同有一家何记洋车厂子，离我们家很近。东家是位京戏票友，好拉胡琴，他的女儿和我是小伙伴。我9岁就能唱几句京戏，根本没学过，都是听会的。每到何先生家准见他在练胡琴，有时他拿胡琴给我调两句，还能凑合服弦儿，一来二去的也就唱的有板有眼儿了。那晚儿我爱唱老生，不喜欢青衣、花旦。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季的一天，何先生正拉着胡琴为我调嗓子。徐荣增先生也来何家串门，何先生胡琴拉得正起劲儿，没法招呼徐大爷，只能一直听我唱完。
那天我唱的是《三娘教子》中老薛保那段二簧原板"小东人下学归闯下了滔天大祸"，学的是老乡亲孙菊仙的味儿，那时还没有马连良那派。我还喜欢刘鸿声的唱儿。
后来得知徐大爷家是唱八角鼓、莲花落的，是吃张嘴儿饭的生意人家，住的离我家不远。我心里有了学艺的想法，回家后试探着向母亲说了。
此时父亲的病时好时坏，为了给他养病，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从大房换小房儿，最终搬到大杂院儿。家里穷的真是揭不开锅了，
我们家只能依靠借当生活。 母亲心里真是不情愿让我唱玩艺儿，女孩子干了那个多让人笑话呀！我母亲想："这样挨俄，不如找一条生路。"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人家收不收我哪！
终于由我母亲领着到徐家去询问收不收女徒弟，当时虽然已经有女角了，不过在北城唱大鼓的女角并不多。
学 艺
徐荣增先生知道我的耳音和嗓子，得知我是主动学艺，欣然同意收下了我。
我是当年农历十月开始到徐家学艺的，由师爷徐阔山和我母亲为我定下的学艺契约。
我们家一贫如洗，徐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拜师时没有请外人摆支（宴请同行艺人），只是在契约上写明三年学艺期满后再摆支谢师。还写着在学艺期间一切演出收入均归师傅，吃穿自理，不准私逃。若遇天灾病患，各由天命，打死勿论。
我和母亲在契约上按了手印，师傅徐荣增也按了手印。这份契约是请人代写的，徐家没有一个人能写字，到我丈夫徐华宝这辈儿也就是有点儿蒙着看报纸的文化程度。
堂屋里的神龛中供着祖师爷，大周庄王。由师爷率领师傅向祖师爷作揖上香，他们先磕头后我才给师傅磕头，再给祖师爷磕头。接着就改变了称呼，叫师爷、师傅、师娘、师哥……
打 粥
我和同时期的其他手把徒弟不一样，他们都是住在师傅家里管吃穿。这一条在契约中没写着，所以在学艺期间师傅不管吃、住、穿，我的学艺生涯是所谓的"走读"。
家里养活不了我，只能靠打粥度日。当时打粥也有规矩，每人只给一碗，必需当场喝在肚中，不准带回家。粥厂一般是每年的秋天开始，一直开办到次年的开春儿。
每天早晨8点钟，我从家里走到安定门内的一家慈善人士开的粥厂打粥，喝完粥再到徐家学艺。实际上师哥华宝才是我的老师，由他教我打大鼓的鼓套子，只学一个时辰（2小时）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吃过中午饭，一直要饿到下午4点钟以后。在德胜门内西绦胡同口有一个耶苏（基督）教堂，每天下午4点半钟开始舍粥，我就指着这顿粥当晚饭。
一般粥厂舍的都是小米儿粥，这个洋教堂在临近春节时舍的粥里还要加猪肉片儿。我们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两顿有浑腥儿的饭，每到打粥时都盼着能打到有肉的粥。
一天，我见排在我头里的两个人打到了一碗有两片儿肉的粥，在我前面的人还是一片儿肉，轮到我打粥时我没有接，心想下一碗兴许是两片儿肉，等到该我打粥时只是一碗小米儿粥了，碗里连肉渣儿也没有了。
华 宝
师哥徐华宝是他爷爷徐阔山给说的京韵大鼓，自小儿就能唱，8岁就能演唱整段的大活了。他13岁向志阔泉学弹弦，后来又拜西城常澍田的弦师李光武为师。
朝阳门外菱角坑茶馆就是华宝最早演出的地方。这里虽然是城外的茶馆，可和别处的野茶馆不一样，前清时就是专门唱小曲儿的茶馆，听说当年二闸儿、东直门外红桥、永定门外沙子口等地的茶馆都是演唱八角鼓、十不闲、莲花落、时调小曲儿的地方。
和他演出唱大鼓的有师爷徐阔山的女徒弟朱玉贞、朱玉秀以及段金桂和她弹弦儿的丈夫段四喜等，北城的莲花落女角王凤云、赵翠青和变戏法儿的刘敬斋等。当时的菱角坑确实是个热闹的地方。我没到菱角坑茶馆演出过，现在菱角坑这个地名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打 鼓
我学打鼓的鼓套子与南城的打法不一样，不是常用的"老七点儿"。所谓"老七点儿"打法是：蹦蹦、嗤、蹦、嗤、蹦蹦。头一次"蹦蹦"是打鼓两下，"嗤"是叩板，第二次"蹦"是打鼓一下，"嗤"是扬板，第三次"蹦蹦"是打鼓两下，末一击时与板同时叩下，以此反复。
北城的打鼓开蒙点儿，现在早就没人用了。这种鼓套子的打法是：噔噔噔、起、噔、起、噔、起得、噔噔噔。"噔噔噔"是连续打鼓三下，"起"是扬板，"噔"是打鼓一下，"起"是叩板，"噔"是打鼓一下，"起得"是扬板后急打鼓一击，"噔噔噔"是连续急打鼓三下，末一击时与板同时叩下，以此反复。
以上鼓套子是京韵大鼓的基本点子，不论什么过门儿按节奏打出轻重就算会用了。当时我学了几天就把鼓套子拿下来了，接着就背词学京韵大鼓小段儿了。
开 蒙
学完鼓套子后就要学开蒙活了。生意人把艺术称为"活"，弹弦调嗓子叫"遛活"，请好弦师调嗓子叫"镟活"，初学的唱段叫"开蒙活"。
第一块开蒙活学的是《层层见喜》，因唱词是顶针续麻很好背会，又是吉祥的段子，在堂会开场时是必唱的，所以是唱京韵大鼓的开蒙第一段都学这块活。后来又学了《包公夸桑》、捎带着把《八喜》、《八爱》也上了。相继还学了京韵大鼓《昭君出塞》，是江阳辙"七星北斗共参商"的那块活。
华宝当时正练弹弦，每学完几句就上弦遛活，打着板打着鼓就像在场上演出一样，从身上到脸上哪有毛病就说哪，好在我学得也快，还没挨什么打。
这几块活只用两个月就学会了，师傅、师爷从来不闻不问我学得怎么样。到了腊月廿几的时候，师傅忽然关心起我学了几块活，原来他想打一块明地组班演出了。
我只有一件带补丁蓝粗布棉袍，不能穿它上场呀！盼到年根儿由别人舍了一身蓝布，做了一件大褂儿
（那时还没有兴紧身旗袍，都是不拤腰儿像喇叭筒儿一样，只叫"大褂儿"。），就算是有了演出服了。富人好礼，人一穷了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撂 地
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大年初一，师傅徐荣增和鼓楼后的平民市场北边石家茶馆掌柜的商量打了一块明地。"打地"就是租一块表演场地，按演出收入情况付租金。"明地"是指露天，这种演出形式叫"明地"。我们打的这块明地在茶馆外边的山墙旁，大概有三丈大小，茶馆还为演出场地提供了几十条板凳和一个白布棚，里面有一个油桌当做场面桌儿，上面放着两块钱板儿〈类似木制洗衣服用的搓板儿，形状比其凹深一些，是专门放铜钱的器皿。〉和几个柳条笸箩，我们预备了弦子、大鼓等一些演出必需品，大家都在场面桌的右面坐着。
除了华宝坐弦外还约了杨左云弹弦，他也是八角鼓票友，父亲是前清步军统领，他曾当过巡警，家败后下海弹弦。演员有杨左云的女儿杨秀青、魏文增的女儿魏兰芬，她们都是唱京韵大鼓的，我师爷徐阔山的女徒弟吕慧芬唱铁片大鼓，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我的师姑。
开场由杨左云铺纲"领空儿圆黏儿"（指艺人用音响或语言、动作等方法，将行人吸引过来围观艺人的表演。）。我师傅徐荣增和其他人都干呆着，想帮忙说上几句生意口的话都搭不上茬儿。北城生意人不能和别处的生意人比，我们根本不会做张嘴儿饭的买卖，这都是让穷给闹的呀！没法子既然干了这个就顾不得脸，临了儿向听主打钱时连几句多要几个铜子的江湖口诀都不会说，更不会使老合置绝户杵（用江湖语言打动观众，迫使观众多给两次以上的钱。绝户杵：艺人几次向观众要钱，要得观众都不情愿给的钱�"杵"江湖春典名词，意为"钱"）。顶多唱完了拿着笸箩递向听主儿，人家要是不给钱走了都不敢言声儿
，只好再另找别人求钱，人家扔里一个铜子，至多就会说声"谢谢"！
我们那年从初一唱到十五，一共唱了半个月。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太阳落山前，一直在露天地里干冻着，我们那两位弦师的手都冻僵了，手背上冻的都是半寸长的大口子。那年虽然没有下雪，可是西北风一刮，干冷的像刀子扎一样。唱的时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不唱的时候。我们5个人轮流演唱，不唱的时候只准坐在板凳上干冻着，不敢离开座位活动身体，虽然是撂地演出，也要讲规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演出的那几天是由师傅家管饭，一天两顿，中午没有饭。早晨是棒子面儿（玉米面）窝头、熬白菜，晚上还是照旧，有时也稍微改善生活，吃一顿绿豆面拨鱼儿。说是绿豆面，实际上就是一种以绿豆面为主的杂合面，绰号儿叫"棺材腻子"。因那时的棺材铺都用这种面做腻子，用来填补棺材板之间的缝隙。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吃上顿饱饭了！
〔待续〕
张卫东 记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