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和刘人文二三事
姜言沛

　　张玉林大哥（印刷业工人），是我和刘人文学习单弦的引路人!由于他比我们大几岁，所以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大哥。

　　玉林大哥性情豪爽，心直口快，待人热忱。只要相聚，总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玉林大哥曾拜谭凤元先生为师。他有一条好嗓子，嗓音洪亮，吐字清晰、有力，谭派韵味十足，称得上是字正腔圆。和他接触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使我在单弦岔曲的演唱方面才逐渐得到提高。由于工作的关系，1951年我便离开北京到河南工作至今。在这期间只有1964年回京，和刘人文一起到玉林大哥家中探望，并聆听了他唱的两段岔曲。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玉林大哥的的最后诀别，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40年代末，在玉林大哥处见到谭凤元先生的岔曲手抄本，我曾借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抄录成册，可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近年来根据自己记忆和挚友吴光辉的大力帮助，又收集抄下一部分。

　　1950年春节，当时北京电信局业余京剧团在燕京大学礼堂（今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演出了一场京剧，大轴是《大溪皇庄》在剧中要串演曲艺，所以张玉林、毓继明、刘人文和我参加了那次的演出。张玉林唱的单弦《挑帘裁衣》，刘人文三弦伴奏，演出受到好评；我唱的梅花大鼓《劝黛玉》，是毓继明的三弦，刘人文的四胡。散场时已凌晨一点钟了。当时北京的交通相当落后，送我们回城的车是一辆以点燃木炭为动力的汽车，由于打不着火，等我们进城后已是清晨5点钟。这次活动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玉林大哥和人文也已相继辞世了。

　　刘人文和我从14岁开始同学，他比我大4个月是同龄人。由于共同的爱好――曲艺(尤其酷爱单弦牌子曲)使我们走到一起。虽然我调离北京，但联系从未间断，直至他去世。在京时，每日课后必相聚，一起收听曲艺(1949年天津电台每天上午转播天津曲艺演出实况)。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从中抄写了不少岔曲，并开始学唱。人文还买了三弦，不会打搓儿，就用弹月琴的拨子学弹。人文聪明，为学弹弦，就从广播里听记乐谱，根据记下的乐谱，用弦子反复复习，终于能用"拨子"来弹弦伴奏了。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和张玉林大哥相识后，开始也曾多次用"拨子"弹弦为他伴奏，人文的这种学习精神也曾得到玉林大哥的赞赏。后经玉林大哥指点，人文开始用"捻黄豆粒儿"来练习打搓儿手法。他曾细心观察毓继明和穆海亭先生弹弦的手法。自己经常刻苦练习。在玉林大哥和毓继明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学会了三弦伴奏(主要是单弦，对京韵大鼓和梅花大鼓也能应付下来)。60年代初，他拜在白凤岩先生的门下，使技艺进一步得到提高。在没离开北京前，我和人文是朝夕相处。当时经常一起唱着玩的有吴光辉、毓继明、刘刚峰等人。

　　人文是学文学的，他爱好诗词。在50年代初曾写过几首岔曲和牌子曲，可惜没能保留下来。凡认识人文的人，都觉得他待人和蔼，性情爽朗。其实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甚至有些孤僻。他终身未婚，这也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记得60年代中期，我受人文母亲之托，为他婚烟一事，曾和人文作过一次长谈，但无结果。

　　我离开北京后，每次回来，总要和人文到一处唱上几段。我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是1957年国庆节，有一天晚饭后，继明和人文到我家，他俩伴奏，我唱了一段梅花大鼓《黛玉葬花》。从那以后至今我没再唱过梅花调。再有一次是1963年夏的一个晚上，到人文处，遇到金小山，谭凤元二位先生。谭先生让我唱，我唱了岔曲《荡而悠、云儿淡》。然后，他们老二位也每人唱了一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金、谭二位先生。以后，虽然几次回京，也都见到人文，但一直没有再唱，所以1963年的弹唱，也是人文给我最后一次的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