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余年从鼓韵 今日回首谈心得

马静宜

　　在北京曲艺团建团50周年华诞之际，我回想自己在北曲40年的演出生活。那是在1957年，我刚刚14岁，参中了北京文化局主管的曲艺团第一届曲艺学习班，当时的领导和艺术主任是侯宝林、高凤山两位先生。我在1960年毕业后就开始参加演出，成为北京曲艺团正式成员。在没毕业的时候也参加过很多重要演出，例如中国首届优秀曲艺调演，是在人民大会堂给首长演出的。1961年以后，我就完全以演出为主了。有过多次、长时间的旅演，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艺术上就是在那一时期飞跃提高的。

　　外国题材的新京韵大鼓

　　1964年，北京搞了一个“抗美援越艺术宣传周”。由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市长彭真同志亲自批示：“一定要搞好！”团里下来指标，我被分派演一段京韵大鼓。那会儿还不兴得奖，能够参加上演出就已感到非常光荣，非常满足了。节目的曲词是赵其昌、张金兰夫妇合写的，是根据越南的小故事《卖椰子的大娘》改编，叫《七大娘》。是描写一个越南大娘直接抗击美帝的故事，他们的创作非常生动感人。是由韩德福老师创腔，演了几场，但是效果不佳。这是为什么呢？我过去演过很多传统段子，如《听琴》、《百山图》等。新节目也有，如《刘文学》、《黄继光》、《徐学慧》等。是不是用这些段子的唱腔来表现越南人民英勇抗敌，在音乐内容上还有待于提高？对于用京韵大鼓这种程式化比较严谨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题材，就有一个革新再革新的问题。必须做到出新，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让观众欢迎。

　　当时我是在前门小剧场、迎秋等地演出。而且还要到全国旅演。团里领导发话：一定要搞好。于是我们对这个节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先由刘淑芳和韩德福老师做腔调改革。再实行了导演制，由于贞同志进行启发性导演。我真可以说是“忘我”地投入了一个礼拜，反覆演、练、看、听。还看了当时一个记录片，看到了地雷战、竹蜂战等越南人民抗击美帝的方式方法。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创作，这个节目终于改革成功了，经过演出后确实受观众欢迎。

　　从腔调上，在第一翻儿的过门儿里就加入了援越抗美进行曲旋律。有一句词是“南越人民奋举刀枪，铁拳紧握痛打豺狼。”这句之后直接转入人民军进行曲。在表演当中为了更好表达内容，用了鹞子翻身、大转身的舞蹈动作、人民军打枪的动作、七大娘举起大刀劈美军的动作。唱法上不能用旧大鼓的唱法，如“半启芸窗”的腔儿是根本不行的。从服装上，也不能穿旗袍了，改穿灯心绒的女上衣，布裤子，布鞋，扎俩小辫。没想到这样的服装更受欢迎了，观众感觉朴实，没有旧京韵大鼓演员上台那些程式，如说开场白这些老式的陈旧的东西。这个节目几乎场场演出都能返场，返场我就唱《毛主席像红太阳》，是当时最新的小段儿。这个节目受到了市委的表扬，参加了“抗美援越周”节目调演，又受到了文化部和中国曲艺联合会陶钝同志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表扬。在北京演了几场，倍受欢迎，观众认为，这个节目比《黄继光》等新作又提高了一步，在气势上像一团朝气一团火，表现了战斗的激情和场面。当时又参加了一个欢迎日本民族艺伎会访问的演出，那就是日本的曲艺，我们专为他们演了一场。当时除了《北京日报》以外，还有一个刊登日文的杂志对我进行了采访。演出的这样成功是我没想到的，更没想到的是录制唱片。由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这段《七大娘》，是78转的胶质唱片，发行于全国。

　　当时我们的旅演是一南一北。上东北拿什么节目？按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服务工农兵，推陈出新，歌颂党和人民。也不许唱老的，也没人听。这《七大娘》算一个节目，当然我还有其他新节目，什么《江姐》、《王若飞怒斥典狱官》等等。我现在还存着一张节目单，说明了那时的情况。1963年，我们开始学习解放军，演出队必须减员。当时我在二队，一共18个人，包括行政领导、会计、队长、伴奏员。共演两个钟头的节目。除了京韵大鼓，还要唱梅花大鼓、莲花落、单弦等。相声演员还要演双簧以及快板伴奏“小老板”等。没想到我们到了东北颇受欢迎，场场爆满。到哪儿都是电视台直播，电台录音。

　　1964年的后半年，我们结束了东北的旅演，又到了南方。头一站就是天津。京韵大鼓《七大娘》在天津也获得了成功，老观众、专业演员看过演出后都表示赞成。我们在红旗剧场以及其它剧场演了好几场。大家认为这个节目很新颖，有战斗气氛的旋律。天津市委领导看了，说北京的节目是老大哥，我们一定要叫各曲艺团来学习。到天津的第四天的早晨，刚刚起床，赵振铎队长就把我们都叫出来了：“都起来，都起来。其他兄弟剧团学习咱们这台新节目来了。我们要好好教。”其实，我哪有能力教啊。一看，来的都是名演员有小映霞老师、大师姐陆倚琴以及和平区的马希英和赵学义、韩宝利夫妇，这些都是好演员，有些还是老前辈。大家都说：“好！这是新京韵！”受宠若惊的我，只有好好教。仔细地教了两天，直到她们把这个节目学会。同时我也虚心地向她们请教，学了陆倚琴师姐的《激浪丹心》。

　　一路演到上海，我们和青年队汇合了。当时李金斗他们的《三个美国佬》和我的《七大娘》合在一台，都是援越抗美新节目，同样受到上海观众的好评和欢迎。

　　最使我感动的是京剧界的前辈盖叫天老先生带着家属徒弟观摩，而且不只一场，又叫好，又献花。后来我们去了杭州的第二天，盖叫天先生就叫人来请，一定到他们家做客，那天所有的演出人员都去了。盖老说：“我很喜欢你们新的演出方法。”那次到他家去除了吃饭、照相外，他还邀请我们到杭州楼外楼去玩；在游玩时从盖老的谈吐中我们也学习了不少艺术知识，如人物的刻画方面等。我们在杭州、上海、苏州，当地电视台都进行了直播。半年旅演任务没演完就回家了。这次再回来，就离“文革”不远了，《七大娘》这段节目虽然红火一时，此时也搁浅了。路向哪里走，我不知道。反正京韵大鼓再怎么改革也不许唱了，为什么？人人都要投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之中去”。

　　记得那时的天气非常热，1964年4月，一切业务都停止了。300多人的曲艺团，每个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喊口号，贴大字报。京韵大鼓四个字再也没人提了……

　　京韵大鼓真是什么都不能唱了吗

　　“打倒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时乱了一阵，总有平静的时候。平静的时候就是分各个派的时候，这个成立战斗组，那个成立战斗队。团也没有领导，都乱了，工作组也撤了，这时各个派就可以演出了。

　　人家京剧可以演出，有样板戏。歌曲也可以演出，有革命歌曲。约我们演出的不少，可是我们能唱什么呢？《七大娘》、《黄继光》、《徐学惠》，都不能唱，传统段子是毒草，一唱就是反革命，那我唱什么？我热爱京韵大鼓，我就是不能唱了么？能不能用它宣传毛泽东思想了么？毛主席说：“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怎么服务？我还得唱！

　　我和音乐工作者们研究，别的不能唱，咱唱毛主席诗词。我唱过《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京韵大鼓，配上大乐队。尤其是军队的观众们还是很欢迎的，在工厂也是如此。中央广播电台的田维贤、陈连升同志曾经邀我们录音，当时我唱的毛主席诗词录完了，他们问：“语录你们能不能唱？京剧唱了，歌曲也唱了，你们能不能唱？”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开始试唱。“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想到观众同样欢迎。中央电视台给我录了像，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我的录音。

　　我记得当时在体育馆里唱的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名字一报出去观众都鼓掌。让人感觉京韵大鼓也不旧，能唱诗词、语录。可就是编不了新故事，为什么，没的可编！就这样，一直唱了几年，一直到支左，也就是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团。从1966年一直唱到了1970年初，这就是五七干校时期了。我们团长时间地到南口农场等地劳动，只留下很少的人研究曲艺改革，大部分人都去劳动。几年的光景，想唱语录都不成了。1971年底，这才有了新的转机。

　　“文革”期间，我们团也排了很多节目：京韵大鼓加钢琴、联唱、××颂等。1971年，团里给我一个本子，不让唱京韵大鼓，让我唱北京时调。这是李增瑞同志定的词，叫《还礼》。人物是一个婆婆，一个媳妇，两个人唱，有包袱。我唱甲，谢群唱乙，很受欢迎。因为当时没有相声，也不让说相声，观众没地方笑去啊！服装也进行了改革，穿很朴实的制服。这个节目在吉祥演出，那会儿叫“东风剧场”。观众整宿的排队买票，有一个老头儿血压高，为了买票看节目都挤死过去了。我的功夫放下了这么多年，这次又恢复了舞台青春，能够以曲艺形式宣传，自然很高兴。这个段子也录音，也录像，都播出了，曲艺可以为人民服务。

　　低潮中的高峰

　　1972年到1975年，文化部指示其他曲种必须唱样板戏。我们团只有一个节目，就是梁厚民的《奇袭白虎团》。其他形式能不能改演其他的样板戏？

　　在这么个低潮中，上级指示搞京韵大鼓，这当然是个好事了。但是要能立住了，太难了。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曲调唱。我唱的段子多了，《米店风波》、《海带姑娘》等，可七八段节目都进行新的改革肯定不能都是最优秀的。

　　《情深如海》的本子立的住，赵其昌创作的曲词非常好。故事就是《杜鹃山》，杨春霞、马永安他们唱的。曲中要表演四个人物，柯湘、雷刚、田大江、温其久。词念了一下通过了，当时的领导、军宣队的领导说：“马静宜同志，请你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我接过来，想法可就多了。演坏了人家批评你讽刺你，演好了，能那么如意的通过么？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中央领导审查节目的时候，有的相声当场就让人家轰下去了，说是丑化样板戏。这时候我也30多岁了，有了孩子，不是20多岁那种敢闯的时候了。要过三大难关；第一是学习样板戏，第二是品原作的味道，第三是要经过考验、审察。

　　还是由韩德福老师创腔，既要有样板戏原作主旋律，还要像京韵大鼓，并且要出新，不能旧。我心里也嘀咕，当时在下边劳动，抽回来搞艺术革命，如果搞不好，还要下去劳动，那就没日子回来了，说良心话谁乐意再下去呀！当时抽调人，不是谁的艺术好而抽调，而是当时的领导想让谁在上边谁就在上边。上边留下一少部分人，大部分人还是在五七干校。八个小时劳动，只有一个小时练功。这练功爱练不练，随你自己。有的同志很早就起来练功，6点钟劳动5点钟就得起来。练功，随您，就一小时，练完了就去劳动，所以我回来了就得好好搞，为了不回去也要好好搞。

　　这回是因为《还礼》这个时调演得不错，领导就把任务给我了。我要好好下工夫排演，唱腔问题、表演问题、深入人物的问题。在唱腔上，韩老师设计的，很激昂。我定A调，还得“云里翻”（脑后高腔）。在表演上要出新，不能死学戏，也不能不是戏。这个段子里有花脸——雷刚，有老生——温其久，有正工青衣——柯湘，还有一个武生——田大江，四个人。要把四个行当的人分别演好，当然要下功夫。

　　我7天没离开排练场，终于把这个段子提高到一定的艺术程度。首先就是形体上的革新，从形体上，鼓楗子的应用上。这个鼓楗子，怎么样抬筐，怎么样当扁担，怎么样当手枪。鼓套子也是全新的。音乐上有杜鹃山的主题歌的旋律，而且反复出现，还不能影响了京韵大鼓的味道。一唱观众就很欢迎。就是这样还怕不行，因为都要通过文化局军管会，文化部军管会，审察。所以我们就通过关系，到了当时的样板团。我们带着乐队，去给样板戏的演员杨春霞和马永安面对面的演唱京韵大鼓《情深如海》。两位演员站起来给我们鼓掌说：“很好，像我们，也有你们自己的味道。”

　　这个段子的成功，还离不开导演周仲春老师的功劳，他正在给样板团导演《杜鹃山》，所以我们也就轻车熟路请他帮忙指导。这个节目还参加了当时最重要的演出——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的国庆演出。国庆演出是在公园里演节目，有独唱演员蒋大为、李双江跟我同场。我下台之后很多观众要我签名，没几天《人民日报》就登出文章，表扬游园节目京韵大鼓《情深如海》。

　　这时全国都没有京韵大鼓上演，只有我这一段，后来又有一段是天津陆倚琴的《打虎上山》。文革中能听得到的京韵大鼓就这么两段。在《工农兵演唱》的刊物上也出版了单独的小册子，发行全国，还参加了1976年全国部分省市曲艺调演。这段节目还有一个历史功绩，就是促使我们团招来了新学员，教课的是良小楼和马书麟老师，她们不能教传统的，那是犯封建错误。当时只有这段《情深如海》，是学京韵大鼓的都得学，所以这段也就成了京韵大鼓的课本，培养了下一代。

　　打倒了四人帮，由于历史原因这段《杜鹃山·情深如海》演出的场次越来越少了。

　　继承传统要革新

　　“文革”过后几年间，团领导的变更如走马灯，团名变换更频繁，由北京曲艺团改为北京市曲艺团、长征文工团、北京曲艺曲剧团。无论叫什么，京韵大鼓一定得好，一个曲艺团京韵大鼓立不住，你这个团就不成。因为京韵大鼓是北京曲艺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1979年的一天，中央广播电台曲艺播放组的田维贤、陈连升、王群等同志，要举办一场天津北京联合京韵大鼓演出，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场京韵大鼓专场。这次演出以天津为主，请几场北京的京韵大鼓去，就像比赛似的。

　　请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老演员孙书筠，铁路文工团的青年演员关键、王薇，北京曲艺团只请了我一人参加。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组台，一定要搞好。领导让拿一个传统节目。传统的段子我会的很多，如《战长沙》、《长坂坡》、《截江》、《骂城》……最后领导和我商量定的《草船借箭》和新节目《刘胡兰》。

　　我跟韩德福老师研究唱腔，韩老师说：“传统必须出新，要有时代感！”在今天表现鲁肃、周瑜、孔明，怎么表现？当时有很多新音乐进来了，尤其是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风行全国，观众都爱听音乐性强的段子。再照老唱法唱就行不得了，在唱法上进行了改革。比如“他一计”这一句，老腔是低的，而我们在这里设计一个“云里翻”的高腔，一定要好听还要结合内容。再一个改的地方是第二段坐帐，主要是周瑜和孔明对话。在节奏，旋律上改革。“三天？”周瑜一问，全静下来，紧接着是紧板。效果非常好。人物出来了，旋律又好听。在《刘胡兰》里，用了无伴奏的唱法，挑高腔，亮腔的唱法。

　　当时骆玉笙、白凤鸣等都健在，我作为一个中年演员，能不能打“胜仗”？这里谁都没底的。没想到节目一炮而红，返了两次场；一次《桃花庄》、一次《博望坡》片段。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分卷》上了卷。在这之后，我把我所有的传统节目都整理了一遍，进行了再创造。像《大西厢》25分钟减到14分钟。删改了“咱们娘们儿”等的陈俗词句等词汇。

　　后来，我演了很多历史题材的段子，如《湘江怒吼》、《梅岭颂》、《向警予》都是写英雄和无产阶级前辈的。有一段《霸王别姬》是王素稔创作的，非常成功。因为一个霸王，一个虞姬，在舞台上一个京韵大鼓演员很难表现两个人物，而且时间不能长，还要加上舞剑。为演好这个节目，请教了京剧名家张正芳，向她学怎么走路，怎么做动作。并且不断的看京剧，吸收营养。又不能全像京剧，因为京韵大鼓和京剧毕竟不一样，要用新的历史观点表现人物。

　　在过门音乐上运用琵琶《霸王卸甲》的东西丰富九里山的战斗气氛，舞剑时还是用[夜深沉]曲牌伴奏，以少白派《骂曹》中单楗子打鼓的技巧来烘托。到了上板时用摇板节奏，慢中有快，快而不乱，以表现霸王的情绪。这个节目得了了曲艺节的奉献大奖，类似的还有张永和创作的《诸葛亮招亲》等。

　　新旧节目，大大小小唱了50多段。有些在中央电台都录了音。做了一些推进京韵大鼓的发展工作。可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社会真正地转入了“汉堡包、电脑”时代了。京韵大鼓又该走向何方？

　　新时代怎么推进京韵大鼓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改革初期我们在小剧场演出，那时候还是很受欢迎的，很上座，但后来越来越不行了。外来艺术的进入，青年中年观众对曲艺可以说都是不理解，不接受的。

　　这个低谷是很难走过的。团里体制改革，说的节目，小品啊，相声啊，有经济效益的演出的机会就比较多。唱的节目，就差了。我对传统节目再加工也不行了。回头一看，老观众都不出来了，新观众都不知道什么是大鼓了。电视上曲艺唱的节目就更少了。我们不学习了？不唱曲艺了吗？当然不！

　　在80年代我就搞了几次专场，有单弦、梅花、京韵、快书等。老主任侯宝林看完我的演出后很兴奋，说：“没想到，我当年培养你们，没想到你能有这样的成就。要唱下去！”。

　　面对的如今的观众，京韵大鼓的段子都太长了。而且，大批的段子表现的都是严肃题材。京韵大鼓演幽默的，前辈没演过，我迈了第一步。这就是我唱的《让座》、《锛儿头才女》、《三女夸夫》、《一个铜钱》等。其中《一个铜钱》还参加了1991年的曲艺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需要有相当的表演基础，才能唱好这类型的京韵大鼓，要让观众要用笑眯眯的眼光看京韵大鼓。我总结出三个字：脆、快、逗。

　　曲艺专场很好演，观众都是曲艺的爱好者，混合场的观众就不爱看曲艺了。我力争在任何场合演的节目中，观众都能欢迎。于是自己组织了一个曲艺演出小组，到疗养院慰问老干部，到少年监狱演出，都很受观众欢迎。少年罪犯们看完我们演出后有几位到后台拉着我手掉泪……后来他们还送了我锦旗。为这件事儿写了文章，在《曲艺》杂志上发表，也受到中国曲协的表扬。

　　现在我们剧团又改名了，与歌舞团合一叫北京歌舞曲艺中心。我认为这在音乐上、在出新上都有好处，可以给曲艺创出新路。演了40多年的京韵大鼓，退休后在家写书。40万字的《京韵大鼓研究》手稿一大堆，可是因为经费问题没法出版，也不能录像、录音，我真想把艺术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