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票房"
崔琦
关于我家的"票房"，张卫东先生曾多次催促，希望我能写一写，但终未能动笔，一是因为忙，二是相隔时间太久，回忆起来难免丢三落四，想了几次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可是，卫东见了面就提这件事，我要再不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好在很多老人儿今犹健在，我说的有什么疏漏，各位能有个补充指正，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票房"的形成
我从小喜爱曲艺，启蒙老师是李作霖先生。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与石富宽搭档说相声、唱数来宝。"文革"中，又经张喜林先生介绍正式拜徐华宝先生为师，学习弹三弦。这样，我在相声、快板之外，又多学了伴奏的技能。后来，我又从马连登、李鑫荃先生研习评书、在张喜林先生帮助下学习曲艺创作--这是后话了。
学弹弦除了自己私下练基本功外，离不开找唱手作伴奏练习，行话叫"旋手"。可是，由于是初学，弹得不好，开始只能弹个小岔曲儿，慢慢的能弹[数唱]、[太平年]这样几个简单的牌子，但技巧、节奏还是掌握的不好，这样水平给谁伴奏，纯粹是"宰人"。所以，当时没人愿意让我给弹弦儿。记得有一次在上堂子胡同"普乐津音"票房林三爷（林富祥）家，我由于年轻，不认识某君就是大票友张ㄨㄨ，不知深浅地要给人家"弹一段儿"，当即遭到张先生拒绝。当然这不怨人家，都怪自己不懂事。在这方面，我十分感念马书全（马鹭）大姐，那时她住在永宁胡同，为练三弦我常上她那儿去，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说弦子点儿，她用嘴哼，我用手找，我弹她唱，她是正宗"谭派"，耐心让我"旋手"，对我弹弦水平的提高帮助很大。
我家原先住在西城区后广平库，即现在的青年宫。住房狭小，没有条件请人到家来弹唱，都是我业余时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有时还要带着弦子。那时常去崔景贤、吴逢吉、高福祥等先生家，他们对我都曾有过很大帮助。
1967年，我们家搬到了护国寺附近的群力胡同1号，住房比原先宽敞了许多，更重要的是，这�"地利"条件很好，离何志臣（剑峰）、李吉安、吴逢吉、王辅仁、张喜林、乔观津诸位先生家很近，而且正好居中，所以这老几位常来我家玩儿。后来唱手、弹手范围逐渐扩大，慢慢就形成了规模和规律，但并不叫"票房"，也不曾像其他"票房"那样，有个成立或开排大会。由于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到现在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天有的"票房"，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家家升起红太阳的年代，大概是1967或1968年吧。
"票友"名录
那时候，来我家的"票友"很多，以弹唱单弦为主，偶尔有唱乐亭、西河、京东和快板的。来客中，据我回忆有如下各位：
何志臣（剑峰）、王辅仁、吴逢吉、李吉安、乔观津、希世珍、刘怀林、马长宽、王华波（王玉凤之父）、王万长、关世良、胡玉民、程学文、高吟、黄志刚、李燕生、王未明（王辅仁之子）、刘秀文、温玉华、李慧茹（关键之姨）、刘人文、刘荣培、关春山、徐华宝、关翠兰、穆海亭、马增锟、马增奎、赵玉琮、马书全（马鹭）、胡永福、崔景贤、党永德、党永生、陈维新、吴林友、王铁山（关学曾之徒）、王毓真、姜连祥、赵德亮、李芳、傅振铎、穆祥明（穆祥征之兄）、关键、王兰凤、宋志刚、宋秋萍、那欣、孙彦章、吴常珊、章学楷、蔡方、高家兰、黄荣培、刘耀东、韩佑宸、方丙午、关玉昆、薛东明、刘树江、张全和（穆海亭之徒）、徐淑芳、徐淑媛、张雅君、王奎元、万本堂、曹群、张长来、李世明、罗宜昌、吴捷（刘宝瑞之徒）、李国英、希婉英、胡全瑜（胡全琛之妹）、李学雷等人。
那时我年轻好学，我父母虽不是这一行人，但十分好客，所以那时不仅有曲艺票友来家，一些知名专业演员、弦师也不时光顾，他们当中有：侯宝林、张喜林、高凤山、石富宽、架冬瓜（叶德林）、马增芬、王学义、李广武（徐华宝先生之师、我师爷，岔曲《红军过草原》作者）、侯耀华（侯二公子原本不是票友，皆因其子侯军由我母亲照看，每日来接送孩子。后因《编辑部的故事》成名；侯军是北京电视台《八方食圣》节目主持人）、牛凤珍、王维新、王芝兰、何立增、马连登、赵玉明、马岐、刘淑贞、郭铁成、王俊英、赵洪声等人。
以上名单，全凭记忆信笔写来，排名并无先后顺序，想起谁就写上谁。至于"专业"、"票友"的划分，亦无定式，有的原为专业，后来离开了本行，不拿它挣饭吃了，但仍爱好，姑且算作"票友"；也有的原为票友，后下海成了"专业"。具体到某人身份的定位，切不要以本文为据。
基本活动情况
由于我们家的票房（还得叫"票房"，要不叫什么呢？）从来没有正式成立过，所以开始时完全是不定期的，有一段儿是天天儿有人来，其间还曾分过每周一、三、五或二、四、六，后来因来的人多，院子小，怕影响街坊休息，又改成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时间也不像其他票房那样固定为几点到几点，而是早来人早唱，晚来人晚唱，唱到10点钟左右，有人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就算结束。
来我家的"票友"中，还有一些唱快板、说相声的，其余几乎全部为单弦八角鼓票友，那些年，北京票房里似乎还没有这么多爱好京韵、梅花的票友。
"票房"在我们家，自然我是主要弹弦儿的。其次是王未明，他每次都是和父亲王辅仁一起来。那时我们两家走得很近，有时我还和王未明一块儿去穆海亭或刘人文家学弦子。
穆海亭先生是穆祥征之父，精通单弦并长于京东大鼓的伴奏。他会的牌子很多，一些生僻的牌子如[乌江冷]、[玉娥郎]等，就都是穆先生亲自教给我和王未明的，我们还向穆先生学了京东大鼓。刘人文先生是一位十分清高而又有些玩世不恭的长者，曾得"三弦圣手"白凤岩先生的真传，弹出的弦子点儿显得十分高级，我们从他那儿也学了不少东西。
除了我和王未明，常来的弹手还有穆祥明、胡永福等。老弦师中刘怀林先生由于住得近， 来的次数也最多。现在的年轻人，如有机会看到电影
《龙须沟》，还能见到刘怀林。 影片中，程疯子唱了一段岔曲《赞剑》，伴奏弦师即是刘怀林先生。刘先生单弦、京韵、梅花都能弹，尤其擅长弹联珠快书，扫弦儿颇具力度，我现在弹快书时的扫弦技法，就是刘先生教的。
票友中，有几位相对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成员，有必要分别加以叙述。
何志臣
光顾我家票房的票友中，有几位"频率"最高：何志臣（剑峰）、王辅仁、吴逢吉、张喜林，其中，何志臣先生是"全勤"，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哪一位能像何先生这样一次不落地参加"票房"的活动。
何先生为人正直，几乎没有什么城府，更没有对同行"蹬、扒、踩、�"的恶习。不吸烟，惟一的嗜好是喝两口小酒儿，有时会略微喝高一点儿，可我从未见他酩酊大醉过。何先生常唱的段子有单弦《葛巾》、《桃花庄》、《开吊杀嫂》等，岔曲有《冬景》、《聊斋志目》、《敬爱的毛主席》等。他最拿手的是大岔曲《百戏名》，何先生每唱此段，必神完气足，干板跺字、闪板、俏句儿、高腔儿，尽情展现，令人折服而备加称道，是何先生的"撒手锏"。
除单弦牌子及岔曲外，何志臣先生偶尔也唱唱乐亭调，就是一个段子《愚公移山》，乐亭不是他的长项，每唱此段，无非是岔一岔耳音。
志臣先生酒后爱冲盹儿，旁边不管众人唱得多热闹，也不妨碍他"眯瞪"一会儿。有一次他自己唱着唱着闭起了眼睛要打瞌睡，张喜林一旁叫道：何爷--"武二郎"！何先生立刻睁开眼睛接着"武二郎"唱了起来。
在写此文时，我手头儿有一本何先生手抄的《岔曲集锦》，就是用小学生的习字本写的。封面上写"崔琦同志闲韵"、"北京常派单弦正宗何剑峰赠1985.6.1"等字样。抄本的末尾处，何先生写道："《崔琦请注意》此岔曲写到此，共六十四个，一集终。下接二集，不日即奉上，此致。"何剑峰的署名下，还盖了一方"古燕醉痴何剑峰章"的朱文印，下面又加注了"1985.7.13完成第一集岔曲集锦"，何先生为人真诚、办事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王辅仁
王辅仁先生是学者型的票友，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师承金晓珊先生。辅仁先生会的牌子很多，但从不唱整段的单弦，每次来总是唱些大岔曲儿、小岔曲儿、琴腔儿等。《拷红》、《潇湘馆》、《秋景·黄鹂调》、《小孩儿语》、《妞儿膘》等，都是王先生的拿手唱段。
那时是"文革"时期，有一阵社会上盛行大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这期间，王辅仁先生将37首毛主席诗词都用岔曲儿或单弦牌子装上了腔儿，如《西江月·井冈山》是[数唱]；《卜算子·咏梅》是[靠山调]；《蝶恋花·答李淑一》是[四板腔]；《浪淘沙·北戴河》是[罗江怨]等。
王辅仁先生是纯粹的票友，只在票房自娱演唱，从不参加诸如业余宣传队的那种公开演出。王辅仁与穆海亭二位交情甚厚，时常于星期天去新街口有果胡同王辅仁先生家，往往有何志臣（剑峰）先生坐陪。有一次，几个人从上午10点开始饮酒弹唱，一直延续到晚上10
点，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张喜林
60年代初，有一天我和石富宽一同到单弦票友高福祥先生家，遇到了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他知识丰富，谈吐幽默，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就是后来与我交往近40年的张喜林先生。
张先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专业演员，师承相声前辈赵霭如先生，按相声门儿来说，张先生算是六代传人。他对相声艺术十分通透，而且会弹弦儿、唱快板儿，能说能唱，在创作上也属"高产"快手。喜林先生对曲艺的博学和多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我学艺和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有张先生的"影子"。
对于到我家来，张先生也是"出勤率"较高的一位。他有时来了既不弹，也不唱，而是与老几位聊聊天儿，抓个"现挂"什么的，自得其乐。有时，不是"过排"的日子，张先生也来，或者闲聊一阵儿，或者带我出去串门儿。像马连登、侯宝林、朱国权等先生的家，都是他带我去的，使我有机会拜识了很多高师，对我开阔视野、增长学识有很大的帮助。
张喜林先生还有一手绝活，即擅长即兴现编现唱。1960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第二天下午，张先生在新街口"庆平轩"茶馆即兴唱了一段岔曲儿，前两句我还记得，是"肯尼迪挨了一枪，美国上下一通儿忙"，有一次在我老师徐华宝先生家，张先生又见景生情唱道："二两酒，一毛六，唱得徐爷直闹油"。"文革"中，有一次弦师崔景贤为孙砚琴伴奏，上台时不慎踏空掉下乐池，弦子摔了，人也受了点儿轻伤。当晚，在上堂子胡同"普乐津音"票房林三爷（林富祥）家，张先生又抓现挂即兴唱了一支岔曲儿："小崔叫景贤，专爱弹三弦，沾搬柔扣天天儿练，热情做宣传。〔过板〕崔景贤未曾弹弦儿，先把杂技练，什么鹞子大翻身，苏秦背宝剑，你看人家孩子气不长出〔卧牛〕，颜色没变。弦子没弹就送进了乐器店，修理修理花四十块钱�"可乐的是，那天张喜林先生唱这段即兴"现岔"时，伴奏者正是崔景贤。
吴逢吉
吴逢吉先生住厂桥永祥里，离我们家很近，他也是我家的常客。吴先生在中国书店工作，喜好书法，收集单弦岔曲资料是他的一大爱好。在这两方面我多少受到吴先生的影响，不知不觉也喜欢上了书法和收集曲艺资料。"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家家儿要早晚念毛主席语录，自行车上要�"语录牌"。正是相声《如此照相》讽刺的那个年代，扫"四旧"的风愈演愈烈，吴先生在单位也受了些冲击。记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吴先生的夫人拿一个大包袱来到我家。打开一看，原来是吴逢吉先生多年收集、手抄的单弦、岔曲唱词，岔曲有几百支，单弦有近千种。吴先生担心这些资料说不定哪一天会被"革命左派"抄走烧毁，便悄悄转移、赠与给我，他相信我能完整保存这些珍贵资料。没想到，我因常引人在家"聚会"演唱并保存了大量属于"四旧"的曲艺唱本，被单位隔离审查，办了26天的"学习班"，后因"林彪事件"发生，"学习班"稀里糊涂解散。万幸的是，我保存的那些唱词并未失散。去年，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编印了一本《传统岔曲集》，也算是对吴逢吉先生的告慰吧！
吴逢吉先生酷爱单弦，能弹能唱，弹得不甚精湛，但对单弦理解得十分深刻。他生性耿直，即使对某艺术权威，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从不人云亦云。有一次，王志超在酒铺遇到吴先生，王问："吴先生，听说您这人特爱和别人搬杠啊？"吴先生反问："我什么时候和你搬过杠啊？"哎，这就搬上啦！"
吴逢吉先生的爱好影响了子女，他大女儿吴建华虽算不上票友，但能唱不少岔曲儿和牌子曲儿，而且颇有韵味。吴先生之子吴建业从小受熏陶并拜马岐为师，现在北京曲剧团任乐队演奏员。
乔观津
"文革"中，除王辅仁先生为毛主席诗词装上腔儿唱牌子曲外，乔观津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创新。他曾把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装腔[太平年]和[怯快书]来演唱，还有一段《语录》用[快书]唱，这是乔先生的绝活。这段唱词是先唱几句[注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用[春云板]、[流水板]唱毛主席语录中的"老三段"和"新三段"。虽无辙韵，但有腔调、板眼，唱出来十分好听又别有新意。
乔先生来我家多唱岔曲或牌子曲，在单位，还曾自己创作、演唱过京东大鼓。
党氏兄弟
党永德、党永生是亲兄弟，在家中排行分别是老四、老五。永德原唱过京剧，与脸谱名家田友亮是很好的朋友。经人介绍，永德与我相识，以后便常到我家里来。在我家，他结识了高凤山、张喜林两位先生。永德对张喜林先生十分仰慕，一次竟当众跪地磕头，拜在张先生名下为徒。后永德又将永生带来。永生原是一句也不会唱，自常来我家后，也开始学唱单弦，后拜何志臣（剑峰）先生为师，逐渐能唱一些岔曲儿和牌子。在单位业余宣传队，党永生好像还唱过京东大鼓。为他伴奏的，是我三弟崔健。顺便说一下，三弟崔健极聪明，他的三弦是无师自通，到家里来的弦师中，没有谁教过他，全凭听、看，便能弹奏。不少人说，他的手风儿比我还要好。三弟还会打扬琴，也是不知怎么就会了，应是灵性所致吧。
有一次演出完毕，党永生请崔健在西单商场一个餐厅喝酒。因二人边喝边聊单弦儿，竟引得邻桌两位过来搭讪，一位自称张义，吹嘘说曾给马增蕙弹过弦儿。另一位不知姓字名谁，姑且称他叫"大晕头"吧。其实，"张义"与"大晕头"二人也互不认识，不过都是与党永生、崔健相邻而坐各自饮酒。"张义"与党永生主动攀谈，分手时还互留了地址。谁知永生、崔健离开后，那个自称"张义"的人，凭着瞎吹胡擂，骗走了"大晕头"的一块"大英格"手表。为此，西单商场派出所连夜走访党永生、崔健，最后将骗表人张某捉拿归案。此案不大，也不复杂，但破案过程却十分曲折。也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将此案发生及侦破过程写了一部8回手抄本小说《连夜追踪》，曾在曲艺界流传一时。近日，我重翻此抄本，始记得此事发生在1974年2月8日。
"票房"终结
前面说过，我家的"票房"与众不同，没有正式成立的准确日子，是逐渐形成的；同样，它的取消、结束，也是慢慢终止的。由于没有记载，凭回忆估算，我家的"票房"从形成到终止，前后存在约有将近10年的光景。
以上是仅凭记忆信笔写来，文中所记叙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难免疏漏、讹误，还望当事人或知情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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