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不说土话说什么话？说的是官话——官场中通用的话。
北京作为首都，主体是皇朝，主流是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官员。
朝官每天早晨都要上朝，向皇帝汇报、请示，回答皇帝的询问，接受皇帝的训示和指令。朝堂的问答是公开的，一个人说，大家听，因此大臣不仅要讲书面语，以便于记录，而且还要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字要使用正确，符合语法规范；腔调要圆润，抑扬顿挫，发音符合标准——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朝臣不能说大白话，不能说方言，不能有口吃、大舌头等毛病。
朝官退朝以后，还要回到自己的衙门上班，于是各衙门都上行下效地说声音洪亮、字正腔圆的“官话”。
京官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当皇上，把管事的佣人当成臣下，听他们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地“回事”。
这样一层一层地传下来，北京城就自然形成一个官话体系——从紫禁城到龙须沟，人人都要讲官话，人人都在讲官话，不会讲官话的就会被排出主流，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舍根儿”，连个体面的事由（工作）都找不到，因为官话已经普及成了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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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臣有事进宫见皇上，先要在宫门递腰牌（木制名片）请太监禀告，如果皇上同意立即接见，太监就会出来传达：“皇上口谕：着×××上书房待见！”如果皇上认为此事不须急办，就会让太监通知他：“皇上口谕：×××有事明日早朝进宫再奏！”
朝臣回家对前来拜访的官员也上行下效，有的请到花厅等待大人更衣后出来接见，有的则请明早到衙门一并办理。
“待见”就是座上客，“不待见”虽然不是阶下囚，毕竟不能得到优厚。从皇上和大人的角度看，“待见”和“不待见”取决于事情的重要不重要；从太监和仆人的角度看，则变成皇上或大人对来人喜欢不喜欢。于是“待见”和“不待见”传到市井就变成“喜欢”和“讨厌”的代名词，就有了“咱别招人不待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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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黄髪垂髫，耳鬓厮磨”本是古文凝结的成语，这里的“黄髪”不是彩焗的结果，而是天生的胎毛，“垂髫”是自然耷拉下来，“耳鬓厮磨”则是脸贴脸地亲昵。两个胎毛未退的孩童毫无顾忌地在一起玩耍，那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多么纯粹的友谊。文人们把成语演化成两个文词，“髫龄”（童年）、“髪童”（童年的朋友），传到市井以后，“髪童”就演变成“髪小（儿）”。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称为“这是我发小”，不是俗语，而是官场文话的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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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官员之间要互相来往，小官要经常到大官家拜谒，第一步就是需要了解大官的门卫制度，把门的家人姓字名谁、怎么称呼、送多少门包（贿赂）、守什么规矩……这些问题弄清楚了，进门就会如趟平地，稍有忤逆就会“侯门深似海”。因此，要做一个得力的仆人，就要弄清各个官邸门房的事，“门儿清”是仆人能够得到老爷赏识和重用的资本，吹牛的底气。扩展开来，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事，只要了解明白了都可以说“这我门儿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