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旧事
李杭育
如歌的叫卖
小时候看过许多遍的京剧《红灯记》，许多情节记不得了。但有一段，磨刀人上场：“磨剪子，锵菜刀……”那声吆喝，总是忘不了。
其实，真正令我难忘的是那吆喝的曲调，我都可以背下来写成谱子了。凡是好听的，或者说“如歌的”叫卖，小时候我都曾一一模仿。
还记得从前修伞人的吆喝，在我们南方，要算最好听的：“修洋伞，补雨伞；洋伞、雨伞好修……”
你也可以唱谱子：“扫米拉——扫扫拉——；米拉，米拉，拉扫——”多好听！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小贩们，以及磨刀剃头、锯锅补碗、箍桶修伞的形形色色的手艺人，都用这种像唱歌似的调门来叫卖，吆喝。我猜想这情形一定是很早很早就有了。从前的买卖，从前的市场，就是这些小贩和手艺人的天下。从前的人过日子，想必是听惯了这样那样、五花八门的叫卖声。
现在也还能听到一些小贩的叫卖，尤其在休假日的早晚，在城市的一个个住宅小区，还常有小贩们转悠。当然，在如今的小贩叫卖声里，是有些新内容、新花样了。譬如收废品的小贩会这样喊：“老——酒——瓶——，可乐瓶！”曲调虽然贫乏，却有节奏变化：“老酒瓶”拖腔拖调，“可乐瓶”却是一竿子到底地短促，利索。本来，小贩叫卖，不过是要告诉你，我做什么买卖。可为啥他们都是带点儿唱腔来吆喝的呢？为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小贩叫卖，听上去都像是唱着个什么调儿？或者，换个问法，不唱行吗？
你不妨试试，找个小贩，请他别用他那个调子唱，只用平平常常的声调喊。那样试试你就明白了，平常的喊，可是喊不响亮，而且喊久了嗓子容易疲劳，很快就喊哑了。带上一点歌唱的曲调，他的声音才高亢，滑溜，既省劲儿，也传得远些。同这个道理相关，如今的有些小贩，索性就拿个半导体喇叭来叫卖“小钵头甜酒酿”了。
即使用上了喇叭，音量够大了，但你还是听得出他在唱！真的，他实在是非唱不可，因为人们对传统的记忆，早就认定了，小贩的叫卖都是唱出来的。哪个小贩要是不唱，就那么随便喊喊，人们不习惯，很可能不予理会，没当他是在叫卖呢。
杨梅烧酒
从电影上看到外国人喝酒，喜欢往那酒里兑水、加冰块或者是掺点别的酒。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往烧酒里浸下一条蛇、一堆药材等等。
不过，那多半是不怎么样的酒。大概没有人会把蛇呀中药呀弄进“茅台”或者“五粮液”里面。
当然从前也没有那么多的“茅台”、“五粮液”，而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花到酒上。我倒是知道，我父亲还在世那会儿，多半时候是喝一种用番薯淀粉酿的劣质白酒，俗称“番薯烧”。这还算好的呢！
后来有一个时期，“番薯烧”的供应还限量。不够喝，他老人家只得更等而下之，喝那种以野生植物块茎替代番薯的更为劣质的“金刚刺”。
那些年，每到初夏，他老人家从外面拎回酒来，总是另一只手里也拎来些杨梅。用两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原先是商店里盛雪花膏卖的巨型大口玻璃瓶盛着那酒，把洗净、控干的杨梅浸泡到酒里，然后旋上旋紧那铁盖。
我父亲酒量不大，只是爱喝两口罢了，每顿那么一小盅儿。那两大瓶浸着杨梅的酒，或许够他喝半年了。冬天的时候他浸点儿橘子皮。
如今我也是个喝得来酒的人了。如今猜想起来，理解他老人家这是在努力改善酒的品质。有点杨梅的汁水浸出来，溶在了酒里，那“番薯烧”甚而“金刚刺”的口味就不至于太恶劣了。
但我那时候并不理解。看着篮筐里那些紫得发黑、隔着老远就有一股鲜美的果味令我两腮发酸的杨梅，我心里着实懊恼：好端端的杨梅，父亲只让我吃两三个，其余的他都要浸酒。这岂不糟蹋！可我母亲说，夏天里，杨梅烧酒能消暑、解毒，还有别的益处。显然母亲是出于卫生和健康的理由赞成他的。但我父亲却分明不是一个讲究养身之道的人。现在我明白，父亲图的只是酒味好些，没别的。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父亲照例要喝他那一盅饭前酒。母亲则要他捞一个杨梅出来让我吃掉。其实我早就尝过。白天趁他俩不在，我曾旋开瓶盖，偷吃过那酒里的杨梅。浸下日子不长，杨梅还有点鲜甜，可也有了冲鼻的酒味。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像这样的已经在酒里浸了几天的杨梅三四个吃下去，险些就要醉了。无论如何，小时候的我，还是觉得没浸过酒的新鲜杨梅好吃多了。我那时真希望父亲戒了酒，把这省下的杨梅，让我们真正当作水果而不是酒下脚来吃。可这没用。人小不顶事。何况毕竟是他老人家挣钱养活我。于是小时候的我，只能是吃酒下脚的杨梅，比吃新鲜杨梅还多。
毡帽
我敢说，以累计而论，销量最大的帽子，要算绍兴毡帽。虽然这种帽子从来不曾流行到绍兴之外。就连绍兴边上的萧山人也不戴它。男人戴的帽子，我从小到大见识过来，一时一款地流行过许多花样。不用说，小时候男孩们都是最羡慕军帽的。后来我下乡了，又开始羡慕当工人。而代表工人阶级的帽子，通常就是鸭舌帽了。与军帽无缘的我，倒是先后有过三顶鸭舌帽，尽管工人只当了两年。再后来我就不怎么戴帽子了，但还是眼看着男人的帽子继续不断地翻新花样，毛线帽、旅游帽、罗宋帽、高尔夫帽，一波波地流行起新的时尚……绍兴毡帽却始终没变。无论你们流行什么花样，它好像无动于衷。老样子，老主顾。年复一年地依旧戴在绍兴人的头上。
不久前我从绍兴给自己弄来一顶毡帽戴戴。仔细琢磨一番，觉得它的确有道理常盛不衰。首先是它的形状极简单，整个儿有点像栽花的瓦盆。越简单就越容易制作，成本越低，卖价也越便宜了，所以能够成为大众的日常用品。这不是什么时髦，毡帽在绍兴人眼里，就像一户人家的锅碗瓢盆一样平常。
再说颜色：一概黑色。也叫玄色，是绍兴人最认同的了，广泛用于他们的房子，他们的乌蓬船，他们的传统衣着……绍兴人通常是在脑后翻起一道折檐戴毡帽的——这便添出了额外的好处。除了遮风御寒，毡帽还是多功能的，派得上别的种种用场：
翻起的檐槽有两寸深哩。这地方能插笔。早先在我插队的地方，生产小队的记账员，总是把圆珠笔，甚至连同一个小本子，往那里一塞，就当作是他的公文包呢。也有夹香烟的。总比夹在耳背上文明些，也牢靠些。买东西，找回了钱，也可以把毡帽摘下来，把几张钞票放进帽兜里，然后往头上一扣——当个钱包用。
不太计较脏净的话，还可以往这里面盛放刚从小店买的饼干、香糕、茴香豆、带壳的花生之类。这就像是一个小盆子或者一盏大碗了。至于幽默很多的绍兴人，说他们还曾拿毡帽拷老酒，盛豆腐，甚至撒尿，当然是说笑话，不必当真了。
冬腌菜
早先，每逢枯黄的树叶簌簌飘落之际，大批秋菜上市了，家家户户便开始做冬腌菜，是这个季节里民间生活的一大盛况。因为小时候我也年年如此地要帮家里腌菜，年年是做这一样的事，留下的记忆就很深。
想想那番光景，腌白菜晒得满街满巷，墙头上，窗台上，晾衣裳的绳索上，节节高的竹桠杈上，甚至是房顶的瓦片上，到处铺晒着腌白菜。所有地方都被占满，再没办法了，索性就摊开在随便哪块空地上……
这就是我说的盛况，一点儿不带夸张。而且这之前就已经有另一番盛况出现过了。菜农们拉着钢丝车把白菜一车车拉进城来，在每个巷口，每个居民点的中心，都会围上去大群男女争相购菜。可不像人们现在拎个塑料袋在菜摊上挑挑捡捡这样的买法，那时我们是用杠棒抬起盛菜的箩筐，好让菜农那支很粗很长的秤杆起落，稍稍翘起点儿悬住那大块的秤砣……买回家的几筐白菜先得洗净。从前那些穿过城区的小河还没污染，我们就在河里洗菜，可以节约很多自来水。
其实，许多人家的做法是先不洗它们，横竖摊晒过程中又会弄脏，再说最后从腌缸里捞出来吃之前还得再洗，索性就把最初的那道洗菜工序省去了。
但摊晒这一道是无论如何省不得的。让新鲜白菜尽量地脱水，那菜才能腌得透，腌成菜帮子黄隆隆，看一眼就觉着必定是很下饭的那种样子。
就这样晒过两三个太阳，腌菜的工作就开始了。收拾干净上一年用过的水缸——或许应该说它索性就是腌菜缸——开始往缸里摆放一层白菜，撒上一层盐。脱了鞋，洗了脚，一个男人站进那缸里，开始用劲踩踏。一点点地挪脚，边挪边踩，将缸里每一寸地方都严严实实地踩遍，踩得菜梗、菜叶吱吱叽叽地发出声响。然后他撤出来，往缸里再撒一层盐，再铺一层菜，再站进去一遍遍地踩……从前的人多少有些迷信，腌菜的事，非得男人或男孩子往缸里踩踏，好像让女人干这事总觉得有些不踏实。即使谁家没有男人在家，也尽量要从街坊中找个男孩来帮忙。那时候街坊邻舍之间互相帮忙的事情是很多的，腌菜要算小事一桩。
撒了很多的盐，腌上更多的菜。有些人家还在菜缸里放进一些红辣椒，说是带点辣味腌菜更香。终于，菜缸被填满了，腌菜平了缸口。而因年年腌菜，常常是算计得很好，掐着菜缸的容量买菜，所以外边也没剩下什么，菜和盐都在缸里了。最后是压上一块大石头，仿佛代替我们的脚继续踩压腌菜。剩下的事，就是在等待中想象着，到了冬天，那腌菜黄隆隆鲜滋滋，就着每天早晨的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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