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被确认为是殷商文字之后，京城内外学界和古玩界一片轰动，纷纷要去甲骨出土地作进一步考查和收购。古玩商们为了垄断新出土的甲骨，哄抬价格，谎称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和卫辉，学者们跟着兜圈子，并未发现真正的线索，连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时也误认为出土地是河南汤阴。后来经过8年的辗转寻访，最后才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这个出土地址的确定，意义极其重大，因为据此进一步作考古研究，才有了后来的殷墟遗址的确定，也才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确定，以及与史籍上种种记载有关的印证和研究。这个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阵”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浙江上虞人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蕴，号雪堂，自署守残老人，晚号贞松老人。

　　历官学部二等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国，住天津，当遗老。1924年春奉清废帝溥仪之召，入直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古器物。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后，在天津住日租界“张园”，罗亦同趋，被任命为“顾问”。“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与伪满洲国的活动，曾任伪满“监察院院长”等职。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坚持顽固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然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历数本世纪以来国学类的学者专家，却又罕有其比，一个人的多面性，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刘鹗家当家庭教师，教刘的四个儿子读书，后来又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的第四个儿子大绅为妻，与刘成了儿女亲家。可是罗与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儿女亲家，他们在甲骨学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开拓者。刘鹗在王懿荣去世后，从王懿荣儿子手里买下1000余片甲骨，并继续收购，罗就催促刘将其摹拓并印出来流传，供士林研讨。刘的《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时，罗为之作序，在序中，罗对刘与王没有一句奉承话，满篇都是考据文字。那时他已认为，龟甲骨片上的文字属于古代的占卜文字，并具体阐明了古人的灼龟与钻龟的区别和做法，以及钻、灼之处的讲究。只是那时仅能初步考证“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且证之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见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详，尚不能断定为殷墟之物耳。” 刘鹗客死新疆之后，甲骨学上的研究，罗振玉成了主帅。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学部作官后，就开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先后所得2万余枚。罗振常后来曾撰有《洹洛访古记》，详细记录当时的收购情况和当地甲骨的出土情况。1915年，罗振玉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查，从刻辞中认出殷帝王名谥，恍然悟出它确为殷王朝遗物，沿这一思路继续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于此。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

　　对于罗振玉钻研国故的“牛劲”，郭沫若曾称赞道：“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的好朋友又是亲家的王国维先生也说：“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这些评价并无过誉之处，罗氏在学问上求实、深究、重考据的作风，亦为乾嘉以来的学界之余绪。

　　关于罗振玉收藏甲骨的规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前编》17卷本的自序中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后编》自序中又说：“归而发箧，尽出所藏甲骨数万。”王国维说：“参事所藏凡二三万片，印于《殷墟书契》前后编者，皆其选也。”

　　又说：“丙午（1906）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师，复令估人大搜之，于是丙（1906）丁（1907）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约二三万片。”（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可见其藏甲骨在当时，仅次于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

　　可惜这些甲骨在罗振玉避居日本时散去许多。据著名学者胡厚宣考证，其有记录说明的，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冈谦藏800片……总计达5745片。

　　罗氏旧藏甲骨，据说在东北解放时颇有损失。其残存的甲骨，现在收藏在国内各单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东省图书馆84盒，1234片；北京图书馆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11盒，206片；吉林大学8盒，107片；故宫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没有装盒的在旅顺博物馆有2925片，辽宁省博物馆394片，吉林大学377片……以上这些数字都是解放以后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仔细统计、查对、考证过的，而且发现，凡是罗氏木盒原装甲骨，都是选出的精品，没有盒装的零散甲骨中，也有很多精品。与罗氏《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和《殷墟书契著华》三书核校起来，著录过的材料只不过三分之一，未经著录过的甲骨，仍有很多极为重要的材料。 龟甲骨片的收藏，仅仅是罗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等，亦称山海之富。这些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他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活动，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抢救大内明清档案（所谓“八千麻袋档案”），抢救、刊行敦煌卷子，考证居延汉简等壮举。

　　罗振玉的嫡孙、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罗继祖，在谈到他祖父的收藏时曾说：“十五岁买汉印为有印癖之始；十六岁摩挲西湖诸山铭刻不肯去，为癖金石铭刻之始；十八岁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岁著《读碑小笺》为著书之始；三十八岁到广东收买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为藏书之始。今更加补充，十六岁手拓‘石鼓文’为肄习篆籀之始；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为谋传刻前人遗著之始……”并谈及罗氏一生不蓄田产，解放时除了长春和旅顺两处住房外，就是一大堆古董。这些古董在罗氏生前曾卖给伪政府一部分古物书画，还有一批是在1917年河北、山东、河南闹水灾的时候卖掉助赈了。1920年又在北京举办“雪堂金石书画京旗义赈即卖会”，这是为辛亥革命后北京满族人生计不振者举办的义卖，所得2万元全部充赈。他早期的藏品，几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罗继祖说：“在海东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出卖长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东北，“在祖父生前卖给伪满的一部分古物书画的代价为伪币，如扔下水一样……”（罗继祖《庭闻忆旧》）罗振玉两次公开义卖藏品赈灾、救穷，目前幸有记录在世，从中可窥见其收藏的规模与质量。

　　1931年，罗振玉在北京举办的“雪堂所藏金石书画珍品义卖”会上，义卖的历代法书、名画目录为：宋范文正公致尹师鲁二札卷（纸本）、明宋仲温草书《进学解》卷（纸本）、明祝允明楷书《饭苓赋》轴（纸本）、邓顽伯篆书立轴（纸本）、明吴文定书巨然洽平山寺诗文衡山补图卷、赵扌为叔隶书立轴（纸本）、吴渔山楷书六言联、黄小松隶书五言联、唐颜鲁公真迹册（价6400元）、宋孝宗法书赞册（价1400元）、明李文正行书诗卷（纸本）、明姚云东行书（唐鹪安旧藏，纸本）、陈老莲行书五言联、翁方纲书黄山谷七佛偈、《乐毅论》稿册（纸本）、刘石庵临古册（纸本）。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罗注：叶石君旧藏，近得之道州何氏，传师书迹人间仅存此一本，价6000元）、隋《舍利塔铭》（张叔未题字）、《祝府君碑》（临川李氏藏）、《雁塔唐贤题名二卷》（罗注：王壮愍端忠敏公故物，覃溪题字数千，价3000元）。另有宋拓本：汉王稚子阙、汉石经、三段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公碑》、《温彦博碑》、《圣教序碑》、《伊阙佛龛碑》、《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中兴颂》、《八关斋记》残本、小字《麻姑仙坛记》、《干禄字书》、《宋广平碑》残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学记》残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游丞相本《兰亭》卷、开皇本《兰亭》卷、晋唐小楷、东库本《阁帖》卷六、《汝帖》。另又有“孤本与佚石”类、“明拓及旧拓善本”类46品，皆为王懿荣、张叔未、阮文达、汪容甫等名流旧藏。

　　罗振玉收藏的历史名人法书，至精者曾影印行世，书名为《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巨册，卷上为晋大令王献之《鹅群帖》、晋人尺牍（出敦煌石室）、宋吴卫王书《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元俞紫芝临《乐毅论》、明杨升庵诗稿、明吴文定公诗稿、明文徵明草书《赤壁赋》；卷中为明王雅宜书《史记刺客传》、明董其昌《陈于廷告身》、又行书秦淮海词、又临《郎官石柱记》、又《阿房宫赋》、明黄忠端公诗稿；卷下为清王文简公书陶诗及临古七种、清姜西溟《圣驾巡行颂》、清阮玉勾诗评、清张文敏公《千字文》、又诗稿、又书宋人词、清刘文清公书《秋阳赋》三种。其中王献之的《鹅群帖》，共49字，有历朝历代的鉴赏章82方，又题跋多通，足见其流传之迹。罗振玉去世后，1942年他的孙子罗继祖翻检家中遗藏字画，录其题识，略加考订，遂成《雪堂书画记略》。

　　罗氏另有《贞松堂吉金图》影印本三巨册，著录其收藏青铜器物，卷上为58品，卷中为77品，卷下为63品；附录有4个，著录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罗氏的藏书，其生前未见有目录。东北解放以后，罗继祖与其从弟承祖，禀承祖母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归辽宁省图书馆的亦不在少数，未计入9万册之内。

　　至全国解放初，罗家藏品据罗继祖说：“被破坏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为捐献，捐给人民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