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叔驯的住宅，解放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 她叫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的，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献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随之消失了。

　　捐献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报告了潘氏捐献经过。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了中央文化部的褒奖状，上面写着：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潘达于的同族堂弟潘景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代表潘达于在会上发言，表示将古鼎捐献国家的心愿。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联在了一起。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两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会想起她的名字。

　　这两尊古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说：“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兽蹄，宽宽的口沿下饰以变形的兽面纹，兽面纹中间又饰以小兽面，还有凸起的觚棱，显得十分端庄、凝重。鼎的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十分整齐、华美，这在西周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铭文的内容是说，克的祖父名叫师华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辅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帮助王室把国家管理得非常好。鉴于他的功绩，明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孙子克为近臣，担任了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重要职务，并且赐给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官职爵禄将世代袭承，单传嫡长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得之于祖父的余荫，所以造了这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历来被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个窖藏点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钟、克须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被带到北京、天津后，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时人曾记叙说：“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本报之。”足见其对大克鼎的珍视。 关于大盂鼎，来历就更复杂一些。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与大克鼎一样，大盂鼎腹内亦有精美的长篇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对贵族盂讲述了西周开国的经验，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灭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为办事和祭祀的时候都不敢酗酒，始终恭教而认真；殷商之所以灭国，在于他们饮酒太多的缘故。所以他自己愿以文王为榜样，同时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命令盂帮助他掌管国家的军政大事，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并叮嘱盂，要恭敬效力，不违王命。铭文最后指出，盂制作这尊宝鼎，是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这篇有趣的铭文，除了告知人们当时的朝廷的赏赐制度、世袭制度以外，还介绍了周初开国的经验，尤其是把商朝的灭亡归为饮酒过度，这就对研究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非常难得。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传，今人未能获见。

　　大盂鼎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出土后，为当地豪绅宋金鉴所有，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赴京赶考，得点翰林，时值大盂鼎又从周家流出，在琉璃厂善价而沽，宋金鉴又出银3000两，把此鼎再次买来，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鼎运到西安，以700两银子转让他人，后来又归镇守西陲的一代名将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清廷信以为真，要召左进京问罪，幸亏工部尚书潘祖荫从旁说合疏救，才得幸免。左宗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赠，以示感激之情。于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进京的机会。

　　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处所号称“攀古楼”。“攀古楼”历年所储，除大克鼎、大盂鼎之外，林林总总凡数百器，据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尚有著名的史颂鼎、吕阝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齐、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抗战之前，潘达于为留下藏器资料，曾请可靠的摄影师，对全部家藏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从中可知，潘家在抗战前青铜留存尚有380器。

　　关于潘氏所藏的史颂鼎，亦是一尊具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宝鼎。鼎的腹内有15行、115字的铭文，是记录西周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时代的叫颂的史官制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宫的太室即位，受命者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内容是命令颂掌管成周市廛20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为此，又赐颂命服、马具攸勤等。颂拜叩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最后，颂宣扬周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此宝鼎，表示自己将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效忠于天子。这样完整地记叙周天子册命仪礼的文件，在西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册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当初潘氏每得一器，就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莱阳周孟伯、南皮张之洞、福山王懿荣、吴县吴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身后无子，所遗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和字画卷轴。潘祖荫的藏书楼称“滂喜斋”，亦为江南一大书藏。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 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 潘祖年去世后，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宝无数，盗贼就常来光临。又有各种人士前来打探，劝其出让宝鼎。有个外国人愿出600两黄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换，而潘达于坚不为动。她懂的道理很简单，然而却非常坚定，此鼎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国宝，不能出卖，只能保护好继续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