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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家论中国的战略发展趋势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年度报告述评/伍凡
本文摘要：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学者们从战略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战略发展趋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
美国学者们认为北京政权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腐败堕落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三十五，退回到高压极权专制的可性是百分之十五。
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简称 NDU的国家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ategic Studies］简称INSS於六月发表了一九九八年中国战略发展趋势报告。这份报告是提供给美国国防部长，美国三军叁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指挥部司令及更高层的美国政府机构的。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国的战略发展趋势。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深刻的影响到廿一世纪的亚洲及世界局势。
一九九七年末，由美国国防大学基金会资助的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召集了一个“美国的中国政策工作小组”，其工作目的是评估美国的政策。这些美国政策涉及到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趋势的发展，并考虑到这些战略趋势和广泛的美国利益及政策的冲突。工作小组成员来自美国政界，学术界和情报系统的学者。
工作小组围绕着以下九个子题目进行了超过十周的讨论。报告全文共七十四页。现笔者扼要述评如下：
·对中国经济状况的预测
·中国政治现状和趋势
·中国的战略远景
·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军队结构
·中国核武器问题
·台湾问题
·南中国海问题
·中国和俄国关系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角色
一、对中国经济状况的预测
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状况的预测是不可确信的。
发展经济是北京政府既定的头等大事。对内而言，提高生活水平是稳定社会和保持中共领导合法性的关键。二十多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个和平区域环境以支持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九十年代早期之前，推迟了军队装备的更新，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影响了北京政府的内政及外交的各个层面。
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有一个显着的倾向是不重视在经济系统中潜在的负面冲突问题，其结果：对中国长期的主流的预测评估是建立在一个直线计划上面，是建立在大规模不间断经济成长的基础上的。根据这个观点，北京忽视了经济发展周期中必然的衰退和萧条。北京政府预测到了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会相等或超过美国。届时，世界级的经济能力将会提供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并可能挑战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
然而，人们有理由对直线发展计划本身以及对中国长期经济预测提出问题。经济发展以10%到12%成长的日子正在结束，成长速度正在放慢。中国领导人已经同意，至少要花三至五年时间把工作重点放在影响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的经济结构问题上来。从这一点来看，经济考虑已经放入到有冲突的政治环境中了。
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成外币，因为大多数投资是来自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向外国银行贷款，也因为中国的债款是长期的，所以中国已经保持和亚洲金融风暴所形成的最坏影响的隔绝。然而，在泰国、印尼、韩国和日本产生金融危机的条件，如银行呆帐，无效率的资本投资以及其他情况，今天也在中国出现了。
此外，由於中国内部的矛盾，经济放慢的讯号已出现，如居民消费额下降，失业增加，开支减少，工资成长放慢，实际利息上升，固定投资在下降。最後，输出和外国直接投资在减少。所有这些问题，很难设想朱熔基在今年三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所制订的经济成长8%的目标能够实现。应该说，4%到6%的成长率是比较现实的。［笔者按：与战略研究所学者们的估计相接近的是国际货币基金＜IMF＞的估计CIMF於九月三十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为5.5%。］
中国和外国分析家们都确定5%是最低的GDP成长率，如经济成长率降低到5%，则需要防止中国居民不满而引发的政治改革要求。总之，中国经济动力已经改变，在成功的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了通货膨胀之後，朱熔基和他的同事正面临为提升经
济的非常巨大的困难，经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
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北京要达到预订的成长率和保持对邻国的竞争力，实行经济结构改革的附加计划是必需的，朱熔基和他的同事已感到要有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必需的改革。这是三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目标。这个改革的努力包括四个方面：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整顿 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组银行系统，和减少政府官员。情报机构官员，政界和学术界的全部分析都同意，终的结果还是不确定的。甚至最乐观的观察家也认为，朱熔基和他的同事也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而已。成功的机会和成功的结果是不同的。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是非常可怕的。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已列入国家预算，但是中国的资本投资是恶名昭彰的无效。投资的决定取决於政治利害关系，而不是经济的实际状况。
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是独特的问题，直至1996年北京似乎忽视国有企业，有意在战略上增加农业产品，鼓励非国有企业部份成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外部世界寻找管理专家，以便弥补国有企业有问题的部份。这个战略失败了，今天国有企业平均来说是破产了。国有企业已威胁到中国经济成长，这个问题已存在至少二十年了。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强有力领导的经济标准，而不是政治权术去决定个别企业的未来。实际上，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国政府估计将雇佣超过一亿城居民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会引起增加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囗，私有化还需要开设保险，医疗和住房机构。迄今为止，还没有迹像要进行这样的计划。
银行系统是可怕的深渊。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服务是数目钜大而不具生产率的货款，其数额已接近国内生产毛值［GDP］的30%，银行明显无法支撑下去了。如果北京政府直接取消银行呆帐，则存入银行的大量个人资产帐户的存款将消失，这将引起政治上的破坏性问题。如果将三百二十亿美元放入一个重建的银行，并开始对有利可图的企业进行投资，这或许能好些，但仍然无法支持那些效率为零的国有企业。
北京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也是不明朗的。北京领导人将会发现，他们需要适应由正在发生中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适应也是直接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WTO］有关的。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完成各自的经济改革计划之後，如果中国仍想维持其竞争力，则中国应对货币兑换的透明度和国家措施做出一些重要的决策。只有在此之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的叁与者将会戏剧性的影响到全球各国经济。
从某方面而言，处理萧条或潜在的通货紧缩经济要比处理通货膨胀经济要更困难。国际货币基金［IMF］对东南亚国家所开出的结构改造的要求，对北京而言会被当作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拒绝。总之，经济压力可能引起北京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高涨。
较早期的美国政策计划是假设中国经济是精确的有规律的成长。毫无疑问，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的评估是以上假设而来的。但是以上所述的种种的经济金融问题，使美国政策计划者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假设不得不修正，因此制定政策的思路需要改变。
二、北京正面对政治不稳定的局面
北京政局已顺利平稳的转移到江泽民时代，中共高层领导是稳定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维持着稳固的权威和精华。在技术官僚中，作风的相互影响是明显的，尽管政治竞争是激烈，甚至是残酷的，但意识形态的作用已减少。中国领导人明显的用民族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诉求的大部份是爱国主义，当台湾问题突显时，它似乎很有效果，因此被使用得很频繁。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依靠经济发展作为它合法统治的主要基础。
同时，民主概念已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特别在知识份子中间，他们居住在大城中心和沿海及主要省份，有关的农村民主选举已进行了十年。大多数中国人似乎接受民主作为工具的观点，其价值更多的作为治疗政府的贪污和无效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是被天赋的，神圣的人权所约束。在现今的中国，法津的功能是被作为执行政府意志的工具。
尽管如此，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特徵有了许多反映，个人活动的机会扩大了，城居民有了掌握自己日常生活新的和大的范围。并且，不同政治结构的成份和角色出现了变化，它们是作为新的影响方式出现，而旧的影响中心似乎有不同的调整，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关系中是最引人注目的，军事将领更多的关注是专业发展和集中於现代化，较小的关注於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
纵然有这些变化和发展，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在某些环境下可能威胁到北京维持政治稳定的能力，甚至挑战中共的领导。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牢骚不满是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至今，北京用提高生活水平来减缓牢骚，并且用强制的手段孤立那些批评政府的人深入到牢骚不满的群众中去。这些人有可能挑战中共的领导。如果经济成长继续下降，如果中共没有能力管理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能力管好以下几件事如国有企业私有化，银行系统重新资本化，重组政府使之有效化，则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问题将扩大到对江泽民的挑战。因此，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中国将可能出现再一次失败的状况。
美国学者注意到三种可能性。首先，注意到中共领导能控制住任何不满意，坚持改革，掌握方向克服困难。这条路胜算的机率是百分之五十。第二个可能是政冶上加速腐败和体系上缓慢的堕落，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估计占百分之三十五。最後的情况假定转变改革方向，转向早年的极权主义进行镇压，这种演变的可能性占百分之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小组有一个总的意见，美国的政策对上述三种可能性最终出现能够有某些影响。许多学者相信，对抗和高压政治将导致镇压和社会崩溃的危险，为避免对抗就应增强第一种可能性。
然而，既使是在第一种可能性的状况下，人权问题仍将继续使中美关系复杂许多年。这是因为双方各自的观点仍然是不同的。对美国而言，人权是始之於个人，扩大至政治领域，对中国而言，团体和生活考虑是更重要的，个人政治权利是占第二位的。对美国而言，人权是人们自身的价值，对中共而言，人权价值是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和对中共领导的挑战。已存在的差异和歧见的强度，在人权上的争论将会继续受到刺激，中美双方互惠联系将会受限。
如果没有实际的经济萧条，在上述三种情况的任何一个可能状况下，在对抗经济缓慢成长中也会精疲力尽，还要包括政治不稳定的危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和一年前相比，中国出现了可能的不同方向。它的基本预防策略是防堵，某些策略是向後退的，而不是向前的。分析中国经济及政治情况，分析北京对外各方面政策及国家安全政策是必要的。
三、战略远景和海洋利益
中国的战略家们采用宽广的国家安全观点，把国家安全和综合国力相联系的观点，或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相联系的观点能够提出国家根本利益的研究。综合国力能够支持有凝集力的社会。
北京可能理解到它面对的三个战略目标。第一，统一台湾是最重要的目标。对中国而言，统一台湾是民族主义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之一。民族主义需要国家统一，一个分裂的中国是缺少安全的。目前需要发展军事力量，有足够的力量以推行北京的统一方针是中国中央战略计划难题，但另一部份学者认为发展军事力量实现解放军现代化是一个动力。
第二个战略挑战是在未来的东方。北京考虑它的需要，考虑到它有活力的战略利益，确定它的海洋领土是在东方和南方。为此目标中国必须发展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是为了统一台湾，同时也为了阻止潜在侵略者的攻击。
最後北京企求扩大和巩固它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这三个战略挑战统一台湾，保护海洋利益和扩大中国的影响是显示了中国目前战略远景的内容。注意到中国把焦点放在海洋和沿海的战略远景是重要的。
不论海洋和沿海焦点是新的或不是新的，也不论它是否是某些大型战略计划的结果，对策略家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它直接提供了中国长期战略意图的根源。学者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分成二派。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焦点是在努力地保护中国的合法利益，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是在步向领土扩张主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自从前苏联崩溃之後，北京运用了政治和外交手段，降低了中国和俄国，中亚国家，印度和越南在领土边界的紧张关系，并把它的主要活动更集中在海洋和沿海事务上来。
既使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後，中国对海洋的焦点关注可能是持久的。考虑到中国要保护它认为的领土和利益免受攻击，人民解放军将会尝试建立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它将可能阻止和预防被任何不友好力量的侵犯。不幸的是对这一“区域”
透明的特徵下定义是困难的。
在八十年代中晚期，解放军的着作概括地表明要建立一个“战略界线”。在这个战略界线之内解放军可能集中有效的兵力。最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海军上将的着作很明确地，虽然不是权威地提到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表述了“第一和第二岛屿中国”，它标志了中国所考虑的外在的地理范围。
杰姆斯大使［James Lilley］在他的评论中建议一个“积极防御的中国区域”从南部的Spratly Island［南沙群岛］，到台湾，到Senkaku岛［钓鱼台岛屿］，直到北边韩国的Anchored。［笔者按：这个“积极防御的中国区域是美国人预设的防御中国的区域，而北京战略家们所设想的并不一定是这个区域。这个势力区域的定义必将引起今後中美两国的争端”。］人民解放军战略家们相信，如果战争发生，中国应该企求不在中国本土求得胜利，而是在远离中国本土之外的地方。
这个东方战略明显的带有某些潜在的冲突，至少有意外的冲突，是作为失去理智或失去理解的一个结果。这个带有高潜在危险的地区包括中国认为是它的领土的地区［台湾和南中国海］，或者可能在利益变化很快的地区，如朝鲜半岛。
这些战略图像改变美国的长期和近期政策。北京逐渐的认为美国军力的存在和美国与盟国的联盟体系将是统一台湾的障碍。相同，对北京的挑战是接受美国军队的存在并且仍感到安全。对华盛顿的挑战是接受北京军力的提升并且也感到安全。所不同之处，北京必须承担美国不会企图排斥它，或者在这个地区把北京边缘化，而美国必须承认中国不企图威胁它。
无论这将是可能或者不维持现状，还是有理由乐观的。中国明确表示不希望现在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只是表明当台湾独立，朝鲜失误，或者在南沙群岛争论中单方面的有动作将可能引起冲突。不管任何理由，可以假设北京是在花时间发展
它在今後将对付的冲突的能力。
美国和中国共享维持和平及地区稳定的好处，将会继续经济成长和发展。他们也共享限制核武器和传统武器扩散的好处，同时也看到在朝鲜半岛和平的好处［不论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是否相似或一致仍然是个问题］。从这点出发也有理由相信，在建立信任架构和共同解决冲突机制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事实上，至少在短期内，最有可能引起中美间的冲突是来源於第三者。台湾的动作，无论是朝鲜或南中国海的任何一部份争论可能引起对中美两者利益的挑战。这就需要互惠双方或
者强有力的地区冲突管理机制。
四、缓慢发展中的军事能力
美国学者和分析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姿态和军力结构持差别尖锐的观点。某些学者把焦点放在解放军的军事采购，特别是从俄国采购。因此结论是中国倾向於快速的发展军力。以至有朝一日有能力向美国挑战。另一些学者把焦点放在军事革命［Revelution
in MilitaryAffairs］简称［RMA］。学者们发现解放军军官的着作证明中国战略攻击高度集中在美国军队的技术弱点上面。其他的学者认知解放军推动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怀疑未来对美国的冲突是解放军现代化的动力。他们认为解放军军费预算低，开发和研究及工业基础不足，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中国要达到成功受到限制。
这些争论的关键点是对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看法不一致。那些相信中美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学者对解放军武力结构发展持较多的悲观观点，而那些相信中美关系可以调解适应的学者则持较少悲观的观点。在美国大范围政治辩论中，这些不同学者的观点支持不同的派别。这种辩论通常是以围堵中国政策观点对应与中国交往政策的观点，以影响华盛顿的谨慎政策。华盛顿需要专业和成功的政策，不仅是评估解放军的现代化规划，还要评估它的目的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所有的资料，包括
解放军的武器采购，解放军的预算资金和技术等等。
在推进统一中国，和作为地区的一个主要武力，最终增加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北京认为军事现代化是绝对需要的。同时，中国还认为确保中国再也不像在十九世纪和廿世纪受威吓和侮辱，正在发展中的军事现代化的建立是必需的。中国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并考虑到美国的能力，将此作为解放军现代化的基准。自从一九九六年三月美国布署了二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附近以来，为了阻止潜在的美国武装力量在支持台湾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是做了深思熟虑的布署，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容怀疑的。但是，中国是把美国当作军事对手来考虑，还是决定挑战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在这个时候还是不清楚的。
近二十年来对解放军的威胁估计已经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直到冷战结束之前，解放军焦点是面对前苏联的威胁。从那时起，解放军把重点放在中国的海洋和沿海的意外冲突中。现在解放军强调要发展军事能力的范围，以应付意外事故的多样化。解放军已经从以威胁为基础的计划转移到以意外冲突为基础的计划上。
在近期，主要的意外事件是考虑到台湾海峡。相对於台湾，中国在南海和其他岛屿的利益是第二位的。在最近几个月中，中国军事将领已经提到在建立“中国的积极防御区”中台湾的军事战略意义。
大多数分析家同意，解放军的目的不是发展一支入侵力量，而是发展成一支威胁台北的力量，以求按照北京的方式作政治解决。解放军也明确的希望阻止任何可能由美国代表台湾介入台湾海峡，或者至少阻止这类事问题复杂化的努力。解放军从俄国购得武器对处理台湾问题颇有影响，可能包括75架SU-27战斗机，4艘基洛级潜水艇［3艘实际上已交货］和2Sovremmeng级（现代级）驱逐舰，在财务计划商定後，计划於今後某一时期交货（笔者按：现代级驱逐舰装载有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约达到音速的5倍，对美国航空母舰有严重的威胁）。改良型的M9导弹已在1996年台湾海峡导弹演习中使用。1996年导弹发射显示解放军确实有能力威胁台湾。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对抗基洛级潜水艇和巡航飞弹的难度将大过於噪音大的潜水艇，那些潜水艇是建立在六十年代的技术基础上的。SU27战斗机比米格21更具有挑战性。历史上已经证明解放军有能力使用较低级的武器装备创造性的弥补它的不足。这个已增强的创造能力，即使是非常的低，当获得技能并用更强有力的武器系统时，将会继续证明美国要被迫的去注意这一点。
除了台湾和南中国海，要明显的描绘出解放军对付其它特别意外冲突的武力结构计划是比较困难的。然而，从保护其海洋和沿海利益的长期考虑出发，解放军正在接受挑战去发展以攻击入侵敌人的能力，以阻止或拒绝敌人控制中国的海洋周围地区。满足这些挑战将会形成解放军未来的方向。
毕竟解放军要从非常低的基础开始。他们也要面对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生产，财务和学识上的不足，这些将限制着追上美国的能力。
解放军的武力结构如下：
传统武装的力量
陆军：兵力人 2,300,000人
集团军 24
步兵师是 74
装甲师 10
主战坦克 7,500~8,000
海军陆战队 6,000人
空运师 3
海军：兵力 260,000人
潜水艇 47艘
发射弹道导弹潜艇 12艘
驱逐舰 18艘
快速战舰［Forigate］ 38艘
空军：兵力 470,000人
轰炸机 470架
地面攻击机 500架
战斗机 4,000架
运输机 600架
武装直升机 400架
以上资料来源於“改革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国防工作研究报告，第四期，一九九八年四月。
武器模样的采购和军事着作的建议，使解放军领导人知道这些不足，因此他们决定不是每一步都采用美国的标准，很明显他们感到这个时候不需要这样做，而相反军事计划者们似乎将集中在获取数量相对少的关键性的武器系统，以增加解放军的阻止、对抗和控制海洋受到特别压力时的能力。在近期和中期，解放军将依靠不对称能力和战略来弥补它所有的弱点和不足。
在发展这些武力中，有二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海湾战争之後，解放军做了一个许诺，要发展联合武装力量以获取它们的全面胜利，决定要掌握未来的高科技战争，被称作为持续有限的地区战争。这个战争已经在大量的公开的着作中作了叙述。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军事革命［RMA］。包括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在内的RMA的拥护者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并且影响力显然在上升。然而迄今为止，解放军着作倾向於界定RMA主要是在资讯战争的次元内。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企图使敌手的民用和军用资讯处理系统混乱及瘫痪，或许由此不经战斗获得胜利。这是解放军把较大的精力放在RMA这个次元上的一个小小的证据。
RMA还有其它次元如：遥控传感器网络和精灵武器，及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为获取战争胜利降低对中央系统的依赖等等。解放军仍维持着这种想法：“武力对武力”。不管这种强调反映了对MRA的基本误溧恁A还是解放军依赖非对称性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假定焦点斯M集中在资讯战上，不减少财务来源，其内部继续保持稳定，以及有高度的前瞻性，到二○一五年中国有可能部署一个有挑战性的，对付任何对手的，高级资讯系统的武装力量
［笔者按：随着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有了革命性的更新，因此战争的理论，战争的方法和手段都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海湾战争中已相当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海湾战争的经验实践更推进了军事革命的讨论研究。这场军事革命讨论正在美国军队中进行着。］
根据美国国防部前部长佩里的观点。军事革命是将商业领域所用的技术和相同的管理方法运用於军事。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不仅提供了一个制造更新更好产品的基础，而且提供了一个能越来越有效地进行管理的基础。军事革命就是要考虑哪些产品对於军队最为有效，哪些管理过程和方法能改进军队的效率，因为能提高效率的管理过程和方法与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并无根本上的不同。一旦新的产品［军事装备］被研制出来和新的管理方式出现，就会对
技术、作战理论和编制产生重大的影响。
根据美国叁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欧文斯的观点，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是“系统的系统”。这场军事革命是一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作战平台引开的革命即改变那种认为军事力量主要是军舰、坦克和飞机的概念，而把注意力放在思考信息和电信技术所能提供的军事力量上来。也就是说，把重点转移向如何观察战场，怎样传递所观察到的战场情况，怎样运用能够攻击目标的那些性能优越的精确武器这类问题上来。当前军事领域的变化是一场革命，是因为诸如各种传感器，通信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技术已经达到了特别重要的程度。如能对战场了如指掌并能传递所了解的信息，那麽就能使用精确制导弹药非常精确的攻击目标。这就有了传感器系统，通信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等多个系统。所以，总起来看就有一个“系统的系统”。它指的是如何设计一个构架，以便综合运用各个系统大幅度增加军事能力。
目前，在美国已开始具备这样的能力，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战场，也可能是整个北朝鲜，伊拉克的面积。我们可以仅以30秒的延迟时间，在各种气象条件下，透过云层，在10厘米的误差之内非常精确地看到战场上的目标。如果交战的一方能对战场了解到这样的程度，而他的对手则不能，那麽拥有这一能力的一方就享有主导性的战场认识能力，即拥有孙子所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的能力。《注：佩里和欧文斯的观点系引述於“中国军事科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P151~P154》
（笔者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解放军学习，研究和开发MRA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因为解放军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军队，其管理哲学是来自於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MRA的管理哲学是来自於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管理哲学，美国军队要遵守维护人权思想的宪法。这二个基本哲学相差之大，如何移植MRA的理论基础到解放军中去，是个极大的矛盾。如果仅学MRA的技术，而不学其哲学理论，只能是会事倍功半的。事实上，这是北京在学习西方科学理论和技术时一再遇到的难题，最後变成“学虎成猫”了。）
五、中国核武器能力
有迹象表明在中国内部对核武力量的姿态和教义有讨论和争论，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意见达到一致。问题是涉及到北京从历史上所依赖的“最小核阻吓政策”转移到“有限核阻吓政策”。这二个概念都涉及到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这二个概念也都依赖於中国能够经受第一次核打击後能生存下来。并且还保留足够的核武力给予攻击者以致命的还击。然而，有限的核阻吓政策意味着有一个广泛的混合武器系统和运载系统。这也意味着努力发展一个战术核武器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提供一个扩大的实际控制能力。
中国已经表明，美国发展太空导弹防御系统［Theates Missile Defence,TMD］可能导致中国扩大它的攻击系统。这中间有许多事要取决於系统的性质和它部署的方式。例如，中国可能会放弃自己的，而接受美国部署的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为保护美国军力而设计的，并且在美国单独控制之下。如果华盛顿转移这个由美国发展和支持的系统及技术，北京可能认为很好。转移这个带有潜在战略防御应用的高层系统到日本将可能强力的迫使北京关注，因为北京可能看到这个系统对日本提供了一个战略保护盾，东京可能发展它自己的核武能力。转移任何系统给台湾会立即引起负面反应，因为北京可能认为这个系统会削弱北京威吓台北的能力，同时它会鼓励台湾独立的情绪。
即使没有TMD的决定，北京也有广泛的协议来使核武装力量现代化。二年之内，中国可能将部署精确的，移动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DF--31，它可以射到美国大部分地区。虽然已增加到450枚核弹头，北京将继续改善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导弹精确度和受打击後的存活能力。第二炮兵也预料在10至15年後部署独立目标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军事计划者也将必须接受和处理类似1996年台湾海峡引起的问题。
解放军战略力量：
洲际弹道导弹 20枚以上
中程弹道导弹 80枚
携带核武器轰炸机 120架
发射弹道导弹潜艇 12艘
资料来源：改革政策研究所，国防工作报告，1998年4月号。
有证据显示中国可能会对叁与武器控制组织有较大的行动。中国已叁加限核扩散［NPT］条约，签署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CTBT］，和叁加化学武器公约。北京可能遵守导弹技术控制组织的条款［MTCR］，并且已经承诺和伊朗核合作的安全保证。
除了武器现代化之外，北京的核政策也在讨论之中，有相当数量相互对立的论文和意见及提案同时在辩论之中。由於北京对其核武力结构和核武控制研究的试验性质，所以至今为止，华盛顿就有很大的机会提出建议能影响中国核领域的政策和作为。所有这些是吸引中国叁加武器控制和削减军备的战略对话的好时机。
六、台湾：一个中国及台湾海峡关系的新动力
台湾海峡关系的动力有了改变。直到九十年代早期，三个公报［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武器销售台湾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提供了一个架构。在这个架构内北京、台北和华盛顿的关系能够得到发展但又不威胁到台湾海峡和平。所有三方都接受，至少不挑战一个中国的主张。三方都或多或少的同意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是自从1992年，由於民主政体的出现，在台湾对独立产生了可信度很高的激烈争论，以及随之而起的中国民族主义，一个中国的概念已经增加了紧张。
在台湾，国民党的统治已不再要求全中国的统治权。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持相似的观点，并的确正式的鼓动台湾独立。台北现在界定坚持一个中国两个主权政府。台北也要求北京承认两边的主权，并有权要求国际承认和空间。
中共似乎相信时间在中国一边。时间将会看到中国力量的增强，指出台北将没有选择权，只有接受中国的统一。但是北京也考虑到，在这个趋向有机会发生作用之前，台北可能宣告独立。北京希望台北首先停止鼓动独立的活动，其次叁加获
得最终统一的设计过程。
目前中国正企图对台湾和外部世界的接触设下界限，限制它的经济和政治选择权，制造台北是海峡平衡破坏者的形象，并且扩大和加深两边的经济相互作用。北京也试图说服台北重新开始没有预设条件的事务性和政治性对话。但是，台北领导人感到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这种企图，他们感到要台北承认北京对整个中国的主权。
这个情况的复杂性是来自於台湾强有力的民主。在台湾，政治是个变迁的状态，国民党有来自民进党的挑战。虽然民进党选举的胜利是部份居民对国民党几十年统治不满的结果，虽然民进党的言词是温和的，但民进党没有放弃鼓动台湾独立。除了这个问题内部分裂之外1998年可能看到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增加及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因此民进党正部署2000年的总统大选。
1998年4月两边初步对话，双方官方对话者之间面对面讨论政治问题表现海峡关系的某些改善。决定性的问题是主权和一个中国的概念。台湾认为自己是对等於北京的一个主权实体。北京感到接受台湾作为一个对等主权实体就等於接受一个独立的台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双方都在设限来安排政治对话。台湾要求中国承认它的主权，至少是台湾的主权，而北京还没有执行它的治权到台湾，一个中国是意味 某种其他事情，而不是迅速地把台湾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去。打破僵局
需要寻找到某些妥协的诱因。
如果一个中国的原则是采用较弹性的话，这样做是可能的。弹性的意思是把主权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在这个观点之下，台湾可能同意一个中国的概念，并实际上放弃对独立的追求。作为回报，中国可能放弃使用武力，并同意给台湾较大的国际空间，包括叁加国际组识。双方可能同意对一个中国达成满意的定义可能要经历数代人的讨论和对话的过程。对於改变台湾海峡平衡的许多方法要有一个原则协议。学者们的观点转变到实际状况上来，美国军队对台湾的支持从维持一个模糊的政策转变到一个明确的政策，即对台湾在不支持和在某种情况下支持作一选择。这种明确的政策的好处是结束模糊政策的争论，三个公报的架构已经过时了，因为台湾不再愿意遵守一个中国的承诺以维持台湾海峡曾有过的稳定。从这个观点出发，美国相信为了长期的利益，美国需要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华盛顿要表明这个利益，并且也要明白的说明将不再支持台湾的独立。
保持模糊政策的拥护者们争辩，如果是用弹性方式来研究问题的话，由主权问题是可以容纳到三个公报的架构中，并且华盛顿的模糊政策立场不是长久地站在一边，不是企图强制问题，因此拒绝当仲裁者是对的。他们也注意到，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状况而言，目前的模糊政策对美国是很敏感的。然而，他们知道某些潜在的，实际状况促使华盛顿更多的行动，也看到在地区其它力量的催化运动下，美国做了有用的角色，使两边找到某种方式运用三个公报更富弹性。
这种讨论导致第三个选择的结果，任命一位特别使节，作为两边尊敬的周旋者，或是调停者。在这种观点之下，华盛顿可能维持目前军队潜在的支持模糊程度，并且继续控制自己不站在一边。然而，美国要准备一个议事日程，在共同理解的领域进行讨论。美国也在建议的基础上，对能妥协的领域鼓励讨论，并对发展双方的信任提出特别的建议措施。某些学者认为上面的方法行不通，另一些学者拒绝这种想法，认为台海两边都为企图巧妙的处理说客者以确保额外的好处。
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清醒而严肃的对待1996年事件，也从中学到了教训。台湾海峡的平衡已经改变，随之而来的不同观点也产生了，它可能再次考虑1996年事件，更重要的是北京和台北都要改变它们自己。
七、南中国海不是中美冲突的主要根源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美国作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的严重冲突。目前问题是中国、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对南中国海中的岛屿、暗礁和岩石的主权争夺。撇开主权问题不谈，南中国海争论也涉及到经济和政治问题。
据说围绕着Pasacel岛（西沙群岛），Tonkin湾（东京湾），至南边Natun地区及到印尼的边缘地区储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围绕南中国海群岛的鱼业资源和复盖着某些丰富的沉积矿物。因此，主权拥有者声称，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主权的
转移而丧失了保护和开发这些资源的权利。
争论中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东南亚四个原告者，是做为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Natiens］简写［ASEAN］。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屿［SentaknIsland］也有领土主权争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被看作为新兴中的中国将如何处理外部世界的强烈标志。不管正确与否，分析家们在这些国家的首都也看到把南中国海当作一个竞技场。
虽然华盛顿对中国的行为从区域考虑仍保持敏感，它曾避开争论。美国对各国争论的国家不采取立场。对美国而言，威胁航海自由是所有可能干涉的出发点。这个不强烈的预定倾向使美国和地区联盟及朋友疏远，可能会引起美国和东南亚协
会关系紧张。
情势由於北京的姿态而变得复杂。一方面，中国要求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并要求共同经济开发。很明显中国要避免冲突，但是对北京高度垅断的行动没有预防。在1995年美济礁［Mischiefeef］的例子显示，一旦局势紧张升高，中国就提出双方互惠的说词，这种方法是有利於中国的方面有二点：首先，中国相信他们能够在一系列双方问题上得到较好的谈判处理；其次是任何可能的以先占领为主是对中国长期利益是较有利的。南沙群岛的问题对整个南东亚协会是个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在联系东南亚协会是有明显的例子。
美国把焦点放在航海自由这一个较大的问题是适当的。事实上，美国的地位和它的军事力量的存在南中国海，对不发生冲突是有帮助的。美国也能够鼓励为解决问题而事先提出共同开发方案，而不是等着像解放军占领米切夫暗礁的事件再次
发生。&127;
八、中俄关系还不会威胁到美国利益
一九九五年五月，中国和俄国宣布建立“二十一世纪战略夥伴关系”。自那时起，双方的代表举行了近二十次会议，其中这一半是和军事或边界安全事务会议。
目前这个关系还没有威胁到美国利益，除了两边表面言词之外，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是战术上的，还不是战略上的。把中俄两国牵引到一起的原因是，双方认为降低双方紧张和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架构将会使各自无牵挂的集中精力於更紧迫的问题上。例如，俄国需要集中精力在它的经济问题上，以及处理北约［NATO］扩张的问题上。中国要集中精力在国内问题和台湾问题上。
有一些因素限制了它们的战略关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中国是比俄国强有力，双方的民族主义都在高涨。俄国正在忧虑大量的中国人渗透到俄国的远东地区。北京和莫斯科很清楚地明白，如受西方挑拨的话，对中俄两国的利益是有害的，换句话说，牵引中俄两国最初走到一起的利益，还会继续受到西方的影响。如果北京和莫斯科认为那些利益受到威胁的话，他们有可能紧密的走在一起。
虽然北京和莫斯科的新关系并没有引起对西方战略挑战，但华盛顿对两国首都的双边关系也产生了新的复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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