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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威胁共和国明天
——杨晓升
《新华文摘》按语：一次悲凉的采访，耳闻目睹了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实：中国科技队伍出现断层。
一九九七年的腊月里，北京下了几场雪。
已经是连续好几天了，我顶着严寒奔走于北京中关村的大街小巷，为的是赶在春节之前，尽可能完成计划中对中科院系统以及几所高校科学家生存状态、乃至中国科技队伍现状的采访。
每天，我都得进入那昏暗简陋、散发着各种化学药品气味的实验室，手脑并用，精神高度紧张地聆听年老与年轻的科学家的诉说与叹息，越听，心情越是沉重。只有在结束采访，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才能大口大口地透着气。正是暮霭时分，望着街头上那眉飞色舞的红男绿女，那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我压抑的情绪仍无法解脱。实验室内与大街上的这种巨大反差给了我以巨大刺激——眼前这些无忧无虑的红男绿女是否知道“第一生产力”后面所显露出来的危机呢？
采访给我的第一个刺激是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蔡诗东前不久中年早逝的消息。蔡诗东早年毕业于台湾的东海大学，后赴美攻读物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还是在中国科学界寒风瑟缩的日子，蔡诗东毅然回到祖国大陆，致力于开创中国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工作。
蔡诗东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此一领域内领先的科学家之一，谁曾想他年仅五十八岁就患了癌症！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电话采访了蔡诗东的夫人曹俊喜女士。提起蔡诗东，她在电话中声音缓慢，显然，她至今仍未摆脱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她说，蔡诗东的等离子体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组最多时十人，现仅剩五人。蔡诗东一死，课题组已濒临解散，如今除了蔡诗东多年的同事和助手、物理所研究员陈雁萍老师，几个学生有的转向，有的出国。蔡诗东培养过四五个博士，光出国就走了三个。
那天上午，天阴沉沉的，我来到蔡诗东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这是一座泥沙开始剥落的筒子楼，楼内光线昏暗，到处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霉味儿。在二楼蔡诗东生前所在的那间办公室，蔡诗东的同事王龙先生接待了我。王龙比蔡诗东小两岁，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与蔡诗东同在等离子学术片。提到蔡诗东的英年早逝，王先生不住地摇头、叹息。但他没有更多地谈论蔡诗东，而是不住地朝我抖了抖手里的一叠学生出国申请表，不无痛心地说：“我们这里留不住人啊！每年的研究生一毕业，所里和我们都想竭力留住他们，可不容易呐。没办法，我们这里的条件的确是差了些。按惯例我们的设备应该是每五年更新一次，可我们现有的这套设备已用了整整十年，还得继续用。我们的经费是年年缺，而且常常是用了今年的经费，明年的经费能否有、有多少，心里往往没底，至于待遇，我们这里还算好，在读的博士每月拿六百元，硕士拿五百元，在中关村这一带的科研院所中据说还排第二位，毕业留下来每人还能涨二百元。但总的来说，这样的收入放到社会上去比都太低了，所以学生毕业一般都想走。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啊，这不——我这当导师的，还不得不给这些想出国的学生写介绍信。”
据他介绍，十几年来他培养的十几个博士、硕士生几乎全出国了，且出去后一般都改了行，去搞计算机或电子研究，因为同专业的人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已过剩。而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在不到三十人的研究人员中，眼下除了一位不到三十五岁的博士，其作大部分副研、正研都已五六十岁。对此，王先生痛惜地说：“我们这里的人才是严重断层！”他说，“最让蔡诗东灰心的，主要是留不住学生……”
断层？断层？断层……我跑到物理所、植物所、地质所、力学所，“断层”这不祥的声音几乎时刻在我耳边轰鸣。
据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一九九六年对北京十一所高校统计，一千六百八十九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五十六岁以上者分别占88％和46％。北京大学四百二十五名博士生导师的平均年龄已达六十二岁，二十九位中科院院士平均平龄已达70岁。这项调查的结论说：在许多高校，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相当紧缺，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教师太少，全面“接班”问题十分严峻。
优秀中青年带头人短缺已成为我国科学界的突出问题。我国科技人员年龄普遍偏高，获重大科研成果奖的年龄也比国外同行高。目前由于科研队伍严重老化，后继乏人，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已到了几乎完全中断的边缘。一九九零年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生物区系分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其中三十六至五十岁的仅九人，十年内现有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四十三人将全退休。目前特别缺少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的中青年战略科学家和组织完成重大工程研究开发的将才。据统计，国家教委所属高校三千七百名带头人中，五十六岁以上的占67％，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占28％，五十岁以下的仅占5％。中科院对北京地区一九八八年获一、二级成果奖的人员的调查发现，四十岁以下的仅占27％。据一九九四年调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中，没有一个四十五岁以下的；第一批78个重点项目的184个项目和课题负责人中，没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四十五岁以下的仅1人。在人才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的同时，近年科技事业、科研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继续减弱，科研队伍新鲜血液的补充越来越困难。中科院对四十三个单位的抽样调查表明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流失率达38％，大学生学历的流失27％，有的单位年轻人的流失率高达80％。若不采取特殊措施，到世纪之交，人才断层将成为更严重的现实。有关部门搞的一份调查称，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二千三百一十五万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九十三万人，约占4％，其平均年龄五十二点六岁；一九九五年全国离退休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四十八点九万人，约占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36．6％。推算到本世纪末，建国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六十年代前大学毕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先后都将退出工作岗位，总数将超过百万人。人才结构中新老交替、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断代现象严重，断层期长达十至十五年左右，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据中科院一九九四年统计，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平增年龄超过五十五岁，到二千年，正好超过一个敏感数字——六十岁。对于这些老科学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延长他们的科研寿命，缓解人才断层造成的压力。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等他们真的到了丧失创造力的那一天，年轻的一代能接上班吗？中国的名牌大学在为谁培养人才？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是人才的流失……中国科技队伍出现断层，首先要归咎文革少培养了一代人。文革结束后，中国奋起直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人才。眼看断层就要弥合，谁料人才流失的狂潮，又一次扩大了断层……
谈及此事，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主任甘子钊感慨不已。他挥着拳对我说：“人才断层问题不是严重，而是绝对严重！”他向我介绍了北大物理系的情况。自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培养出来的学生，物理系按成绩排列的前三分之一都出国了，仅在美国就有五百余人。近几年流到外资企业的更是数不胜数。甘先生说：“所以我们有时戏称北大是在为国外办大学，是为别人办的。现在大家都在说国有资产流失，要我说人才流失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目前就北大物理系而言，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现在主要还是靠五十岁以上的人撑着。按说北大物理系这样的地方，我们要人应该是百里挑一，可现在每年学生一毕业，极少有主动要求留校的。中国现阶段人口中大学生的绝对数还不到百分之三，可最好的大学竟招不到最优秀的教师，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堂堂的北大物理系尚且如此——那么推而广之，整个北大、整个北京乃至全国，这些年我国培养的科技人才到底流失了多少？在中科院物理所，人事处长刘琪女士介绍说，八十年代初全所科研人员总数达六七百人，现在只剩四百人。自费公派的出国人数每年一百人次，但这么多年加起来仅一百人回国，而年轻的只有三十三位。据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一九九六年对在京六所高校的统计，近年来，一九八二届至一九九一届毕业的教师已流失53．3％。其中，首都医科大学一九八二届至一九八九届毕业的教师流失75％，一九八九届至一九九一届毕业的教师流失40％。一九九五年，一项以国家级学术带头人为调查对象、抽样范围达四千人的大型调查显示：在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科研活动的主力。但遗憾的是在调查中发现，由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三十五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多数“安心”的仅为17％，而三十五岁以下的科研人员“不安心”或“只有一半安心”的课题组却达59％。在院士们主持的国家级项目中，三年来，人员流动“较大”或“个别流动”约占72％，而“不流动”只占10％。在流动人员中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初级人员最多，分别达到59％和62％。流出的人员去向，排第一位的是出国，占67％；排第二位的是到民办科技实体、公司，占12％，以下依次是国有企业、公司，占9％；科研单位占7％；党政机关占1．4％。这项调查的结论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的不稳定已经使得国家科研队伍流出大于流进，这是亟须引起重视的大问题，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
据一九九七年一月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二十七万，然而，二十七万人员中只有九万余人学成回国。人才流失触目惊心。
出国的，多数是留在国外了。而没有出国的，也正以各种渠道流向在华的外资企业，因为那里有着高薪的诱惑。除了一毕业直奔外企的学生，其他在国内各单位服务的人才，不多久也都经不住外企的这种诱惑。而国内高科技人才流失，尤为严重。到一九九五年，驻京的外国计算机公司已达九百零八家。他们争夺中国市场首先从人才入手，千方百计从在京的高科技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及高校、研究所中招聘人才，尤其是计算机人才。据一九九五年的有关调查，中关村企业近三年平均每年调出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主要是调往外企及合资企业。一些企业已在高科技人才的流动中造成损失。北京第一机床厂采用计算机ＣＭＩＳ技术后，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没多久却有三十多人被外国公司挖走，企业只得花钱从头再培养。
一九九六年底，美国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人才资源部经理麦考尔先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极具潜力的人才市场，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人的观念陈旧，不懂得如何去开发、利用和保护人才，而在美国，留住人才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令人尴尬的是，这位美国人一方面直言不讳地揭你的短，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挖空心思地吸引你的人才。一九九七年，他们计划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所中国名牌大学中继续挖掘尖子送往美国培训。他们认定高额的奖金投入，定会换来精良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出国的已经出去了，而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争先恐后地到中国高校抢高材生，已成了高校长鸣不止的警报。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华大学的近百种奖学金中，外企公司设立的占了一半，且数额相当高，其中包括美国的ＧＥ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和ＩＢＭ公司。而北京大学的四百多万元奖学金中，外企公司占三百万元左右，其中包括：ＮＫＫ、东京三菱银行、摩托罗拉、宝洁、奔驰、菲利浦、三星、松下、索尼、声宝，美国的ＧＥ和靳羽西教育基金奖等等几十种，所有这些外企高奖学金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采取“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让优秀毕业生毕业之后到自己的企业来。所以有人戏称：外企在中国名牌高校搞起了“希望工程”！不言而喻，外企这样的“希望工程”无疑将使中国的科技队伍雪上加霜！
假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都出国或进外企了，中国未来的科学事业谁来继承？据悉，国家为了减少培养学生所付出的经济损失，不得不规定：每位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培训费，按每年交二千五百元计算，一位本科生要交一万元。钱是收了，但国家教委的一位官员还是感叹：“钱，并不能留住他们，最主要还得靠国家在使用人才方面能有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
● 两位年轻博士的叹息
甘子钊先生忧心忡忡地谈到人才流失问题：“待遇过低是主要原因之一。以我系为例，现有一九五零年以后出生的教师三十三人，占全系教师总数的22．4％，其中有博士学位的二十二人。这些中青年教师多数素质不错，有上进心，在我系教学科研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二十二位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他们平均每月从国家和学校领到的工资收入仅为516．8元，低于北京市职工的平均收入。像从英国回来的龚旗煌教授，学术上很出色，月收入不过七百元。前不久，从法国回来的俞大鹏副教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他这一走，原来进行的两项很有意义并可能在近期出成果的项目只能暂停，俞大鹏走的时候，心里很难过……”
他建议我找他的两位年轻同事谈一谈。
星期六上午。在北大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实验室里，郭卫和我相对而坐。他一九五七年出生，一九八八年在美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研究和教学。一九九五年回国在北大物理系任副教授。
郭卫二十四岁出国，在海外生活了十四年。原本他可以留在那儿的，因为拿到博士头衔后，他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三十五岁那年，他回国结婚，把一位漂亮的电影演员带到了美国。当他吐露出回国的心愿，妻子便和他发生了争执。
他执意回国，妻子不肯，两人不得不离了婚。他自己还算顺利，刚回来国家教委就拨给他二万元科研基金。没想烦恼的事也跟着来了，郭卫来北大时没房住。房产科暂时安排他在二十七号楼一间空房住了半年。谁想搬走的时候房产科要收他每天二十元住宿费，一共四千元。他生气了，一次又一次和房产科交涉，没办法，人家搞创收，最后讨价还价，降到一千五百元。这件小事，只是郭卫烦恼的开始……
当我和郭卫谈到科技人员生活问题时，他递给我一张工资条——
编 号：57233，
姓 名：郭卫，
性 别：男，
国 档：275，
限档加津：325．00，
补 贴：48．50，
上月余：3．28，
房 租：59．50，
水 电：10．00，
离退保：6．50，
会 费：1．38，
天 线：13．00，
房基金：25．00，
本月存：6．40，
补房基：25．00，
应发数：376．78，
实发数：230．00
郭卫说，这实发数就是他每月领到的工资。此外，系里通过科技开发、科研提成、有偿服务等等多方筹款，每人每季度大约还能发五百元，平均每月不到二百元。也就是说，作为留洋博士、北大物理系副教按的郭卫，眼下月收入还不到五百元。其中，系里给的补贴还不是每月兑现的，而是年中、年终各发一千元。所以，每月他得靠这工资条上实发的二百三十元生活。
郭卫伤心地说：“我是搞科学的，不要索取很多，但我必须生存、必须活着，否则我怎么去搞科研？说实在的，我现在完全是凭着一种对专业的执着在这里支撑着，以证明我所从事的工作、专业的重要性。北大物理系的大旗一定不能倒，倒了恐怕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像核研究一样，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各种威胁，所以它必须存在才能消弭外来威胁。北大与圆明园近在咫尺，我们不要忘了，八国联军为何要焚烧圆明园？那是要毁掉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话题又转回到他的科研境况中来：“科学像一棵苹果树，你不知道它哪个地方能结出果实，但这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因为它未结果就把它砍掉！”
与郭卫一样感到烦恼和尴尬的是比郭卫小一岁、同在北大物理系当副教授的成泽。成泽是武汉人，一九五八年生，一九七八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直至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分回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任教。一九九三年去以色列工作，一九九五年底到北大任副教授。我是在采访完郭卫的当天下午找到住在北大蔚秀园某公寓的成泽的。如果要说住房条件，成泽与郭卫一样都算幸运，他们虽都离婚单身，但在北大工作不久便都有了一套两居室住房。这一点他俩都感到了满足。问及归国的原因，成泽愤愤不平，说在以色列他出成果时外国老板都坐享其成要署上自己的名字。成泽似乎天生就是搞科研的料。他主攻的方向是量子光学，属理论物理范畴。在以色列短短两年时间，这位中国博士竟连续在世界物理最高杂志、美国的《物理评论快报》和《物理评论》上发表十几篇论文。他的杰出才能令外国同行刮目相看，他的导师竭力挽留他，英国、意大利的同行也诚邀他前去做博士后，可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承认在外国搞科研的优越条件、就以他工作过的以色列而言，那里信息灵通，世界各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时常到那里讲学。但成泽的自尊心受不了自己科研成果被老板不劳而获的分享。所以，他执意要回国。
但回国后成泽感到很不适应。由于科研经费不足，他回来后难有条件继续他在以色列时正劲的风头、不断写出并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年的时间里他只写了两篇半论文。在以色列时他的年薪是三万美金，而在北大的收入呢？与郭卫一样，他把自己的一张工资条递给我看——
编 号：58197，
姓 名：成泽，
性 别：男，
国 档：275．00，
档加津：360．00，
补 贴：48．50，
上月余：1．85，
房 租：43．80，
水 电：10．00，
离退保：7．20，
会 费：1．35，
天 线：13．00，
房基金：32．00，
本月存：3．00，
应发数：410．35，
实发数：300．00
也就是说，成泽每月的工资收入是三百元。而系里每年二千元的创收补贴是分两次发，每半年发一次。加在一起，成泽每月的收入同样不到五百元。
说起自己的婚姻，他更是感慨万端：自打来北大之后，好心的同学、同事曾先后给他介绍了三四个对象，其中有军人、编辑、公司职员，且都是三十六七岁的老姑娘了，也都见了面。“但人家一听我月收入三百来块，都不再理我！”
说起他的事业，成泽很激愤：“我算看透了，现在做学问划不来，收入低不说，还损身体、短命。科研的竞争太激烈了，想出成果，谁都得拿生命去搏。你没看中关村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才五十七岁？我来北大也就一年多时间，可在校园里已看到过几则四五十岁的副教授、教授英年早逝的讣告。我算看透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何必拿自己的生命去当赌注？从现在起我要好好珍惜生命！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变实惠了，是环境改变了。在国外我的学术是一流的，外国同行见到我都要主动向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可现在谁理你？老婆没老婆钱没钱，反正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投入固然不够，但是中国科技难出人才，难留人才，岂一个“钱”字了得？
每逢人大政协开会，科学家们学者们和各界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增大科技投入。的确，投入不足，使科技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陷入窘境，制约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然而，使年老的年轻的科学家们一再叹息的，仅仅是一个“钱”字吗？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科技界基本沿袭了前苏联的科技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院所和高校两大基本队伍。科研机构规模庞大，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存在着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等弊端。机构的重复建设，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造成了科研课题重复、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切片，面面俱到、人人有份。如矿产资源勘探，地矿部有十六个研究所，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部委也有十多个同类的研究所。而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仅山东沿海就集中了从中央到省市研究海洋的研究所达二十七个之多。北京市有六百多万亩小麦，可研究小麦育种的单位多达十四家以上，同一单位又有若干课题小组。在人员结构方面，我国科研院所的在职人员中，科研、工程师仅占50％，大量的行政、服务人员被国家的皇粮养着，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到科研上而是用于“养人”上。而在日本的研究开发机构中，从事科研的人员高达85％。这样的一种现状，使得科技投入严重错位，养人成了所有科研院所的头等任务，又谈何集中财力人力去搞科技攻关呢？重复、庞大的科技机构如蚁穴般聚集了太多太多的人头。尽管“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提出已有好几年了，可一提起科研单位的人才分流，人们都会感到头疼。一位搞航空工业的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那里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研究所，每年可以争取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问他们，完成这些项目多少人就够了？回答是一百人足矣！可他们必须安排五百多人来干，这显然难谈效益。
按我国人口的绝对数看，我国科技人员是奇缺的。可是，从具体的科研单位、尤其是一些大院大所来看，科研单位人浮于事的现象又相当普遍。这一怪现象当然是历史造成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体制的原因，就像全国众多的科研单位一样，每个科研单位内部的科室或课题组也各自形成了“小而全”的封闭体系，条块分割、科室或课题分割使得各自的实验室、实验设备出现了重复购置，从而造成了科研经费的另一种浪费。
在中科院微生物所采访，从苏格兰留学归来的刘玉乐博士就向我介绍：国外的实验设备绝不用自己买、因为每个研究所都有自己开放的实验室，设备的利用率高，即便是一支试管也是如此。而国内的实验室是小而全，浪费设备也浪费经费。
在该所，先后在德国和美国留学、现与刘玉乐一样担当着课题主持人的女博士阎锡蕴在工作中则有另一番感受：“从美国回来，我感觉到国内的竞争也很残酷。一个课题，申请到的经费也就两三万元，但就是这区区的两三万元，房租、水电，管理费等等都要从这里面出，生存压力很大，加上自己的工资有40％还要从里面出，最后用于科研，连实验都做不成，幸好自己从国外回来，经费的渠道相对还多些，小打小闹还可以拢一点，但我这个课题组还是不敢轻易要人，要人就必须多付一份‘活工资’。可话说回来，课题组没人做实验还搞什么科研？说实话，我在家里都不管账，可在课题组我几乎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力要管吃喝拉撒睡，忙碌不说，后勤还要拿走百分之十的管理费。”由于科研经费的紧缺、科研人员工资收入偏低，使得科研部门都在无奈之中不得不想方设法创收。
但说到创收，科学家们都持有异议。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其特殊性决定了它难以在以效益为标准的市场中寻找到创收途径。异议归异议，创收还得进行，因为你不创收，就只能受穷。
于是，在许多科研单位、甚至包括一些国家级科研单位，规定科学家每年必须向所在单位缴纳一定的款项（俗称“人头费”，约相当于本人全年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的总和）才能上岗从事研究工作。诚然，在应用科学研究领域，当科研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时，要求他们按照政策上交一部分所得是可以的。但眼下最苦的要算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既不创造产值也无专利可转让，自然难承受这令人尴尬的“人头费”。在现阶段的中国，科学家们不能像外国同行那样拥有那么多的经费来源。从事基础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们，获得经费的主渠道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这项基金申请的成功率最高也只有20％左右。即使有幸申请到了，一般的资助强度也不过三年总额十万元左右。连主管部门领导都承认，这点钱“只够维持1．5个人的‘人头费’”，全部交上去了还有什么钱用来搞科研呢？因为这令人头痛的“人头费”，每到年关，总有一些想干事的人由于筹款无着落而犯愁。万一下岗，不仅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无法继续下去，而且让本来就清贫的科学家们最基本的生活都受到威胁。
按照现行的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即使国家增大了投入，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甘子钊先生说：“照此体制运行下去，十年后北大物理系的科研水平没有了，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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